李国文依据崔道怡建议的观点改革了散文,小编知道的《人民法学》里的率先位编辑是崔道怡

发布时间:2019-11-23 16:47    浏览次数 :

[返回]

1978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上,刊发了我的第一篇小说《玉雕记》,那是邮寄到编辑部的自由来稿,信封上只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收”,连一张4分钱的邮票都不用贴,竟然就寄到了,还发表了。那时候,我连《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从自由来稿中发现这篇小说的编辑是许以前辈,我从来没有见过。《玉雕记》的这个名字就是她帮助改的,原来我写的小说题目叫《一件精致的玉雕》,显然,不如《玉雕记》精练,更像小说的名字。

崔道怡一生甘为绿叶,不愿抛头露面,可他却得到了大家发自内心的尊重。正如李国文所说:“一些赫赫有名的作者,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都和崔道怡的发现分不开的。”

以后,每期《人民文学》杂志,我都会收到,我不知道是谁定下的,又是谁帮我寄出的,我只是感到温暖。一直到1997年底,我从《小说选刊》调入《人民文学》杂志。命运浮沉,岁月更迭,我居然进入《人民文学》的大门,成为《人民文学》中的一员,并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

六十年代初期,一封来自内蒙古的来稿信引起了崔道怡的兴趣,作者叫玛拉沁夫,崔道怡觉得小说的生活气息浓郁,但艺术上还欠火候,就给作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他能修改。玛拉沁夫说:“崔编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我在呼和浩特熟人太多,根本静不下心来。干脆咱俩躲到包头,您指导我改好吗?”

正值青春期,小轩愁入丁香结,幽静春生豆蔻梢,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和她牺牲的妈妈,让我感动,让我难忘。我很喜欢这篇小说,将第一节开头写的:“日记本里夹着一枝干枯了的、洁白的花。他轻轻拿起那枝花,凝视着,在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棵迎着早春飘散着浓郁的香气的三月雪,蓊郁的松树,松林里的烈士墓……”抄录在笔记本上。如今,58年过去了,这个笔记本还在,我幼稚的字迹还在,《人民文学》留在我14岁的记忆里。那时候的《人民文学》和我一样正值豆蔻年华,青春年少。

那时候的编辑就是这么敬业,为了一篇好稿可以踏破铁鞋。崔道怡和玛拉沁夫住进了包头宾馆一个套间,玛拉沁夫住在里屋,崔道怡住在外屋。有崔道怡在身边,玛拉沁夫觉得有了主心骨。他写一段,崔道怡看一段,提一段意见,两人边讨论边研究如何改写,桌子上散落着雪片般的稿纸,两个年轻人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在崔道怡的帮助下,玛拉沁夫很快就修改好小说《腾格里日出》,刊登在一九六四年第十期《人民文学》的头条。

杂志也是旧的,纸页发黄,封面都卷了角,是1956年第8期的《人民文学》。这期杂志上其他作者和文章统统忘记了,只记得一篇小说《三月雪》,作者叫萧平。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多数作家都赫赫有名,耳熟能详,这个萧平,在当时对于我很陌生。但这篇小说给我的印象很深,讲述战争年代一个区委书记与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和她妈妈的故事。与同时代同样书写战争小说的写法不尽相同,萧平把战争推向背景,把更多的笔墨落在战争中的人性和人情之处;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中的微妙有机地调和一起。浸透着战争的血痕,同时又盛开着浓郁花香的三月雪,可以说是萧平小说显著的意象或者象征,可谓一半是火,一半是花。

 一九六二年,党的文艺政策调整,崔道怡又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一个叫汪曾祺的作者。他的小说《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晚上》,不仅题目充满诗意,而且内容很有味道。他及时把小说上报主编,编发时还提出请画家黄永玉为之插图。很快,汪曾祺的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十八年后,汪曾祺又写出小说《受戒》,崔道怡激动万分,称之为可以传世的精品。由于种种原因,这篇作品未能获奖,崔道怡便将《受戒》收进自己编辑的“获奖以外佳作选本”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鼓励汪曾祺。汪曾祺不负众望,很快又写出了佳作《大淖记事》,荣获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人认为这篇作品结构不完美,崔道怡却觉得结构别出心裁。事隔多年,汪曾祺深有感触地说:“我的作品能得到老崔的欣赏,我就像喝了瓶老酒似地从心里往外舒坦。”

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没课的时候,我常去学校图书馆翻书,从墙角堆放的几个大麻袋里,翻出一套《人民文学》的合订本,是用粗粗的麻线人工装订的,像刺猬一样在麻袋里蜷缩委屈得年头太久,已经破烂不堪,连最上面一期的封面都没有了。而且,也不是按照出版的年月装订的,锣齐鼓不齐的,把现有的《人民文学》都弄在一起,囫囵个儿的装订一起。负责图书馆的老师见我蹲在地上翻个没完,一摆手,让我拿走。这厚厚一摞《人民文学》,成为我那时候学习写小说的范本,印象最深的是方之的一篇小说《岁交春》。对比流行于“文革”期间的小说,这篇充满诗意的小说写法别致,让我耳目一新;而且,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做岁交春,百年一遇,那样难得。还有一篇小说《圣水宫》,一看作者是萧平,更像见到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一样格外兴奋。

李国文按照崔道怡提出的意见修改了小说,《改选》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头条发表了。从此,文坛上升起了一颗新星。直到现在,李国文仍然保存着崔道怡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崔道怡开玩笑说:“国文,把我的信还给我吧,怎么说我也是原创啊。”

我知道的《人民文学》里的第一位编辑是崔道怡。那是我读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买了一本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队员的道路》,封面上印着一个系着红领巾的少年的侧影,还印着作者的名字:崔道怡。这本书很薄,但我很喜欢读,是我最早读到的儿童小说之一。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在我高三毕业后的一个冬天,又看到一篇小说《过客》,作者也是这个名字:崔道怡。我显得很兴奋,仿佛他乡遇故知。其实,当时我根本没有见过他。

崔道怡有着四十二年的编辑经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极高,很少看走眼。所以很多著名作家都把崔道怡对自己作品的鉴赏,视为一种重要评价。王蒙曾经在一篇《关于<夜的眼>》的文章中写道:

那一天,我感到命运中确实是有着缘分存在的。我想起了读初二那一年的秋天,第一次见到《人民文学》杂志的情景,那时候,觉得《人民文学》高深莫测,侯门一去深似海。如今,我从她的读者,到她的作者,又成为她的编者,完成了我人生的“三级跳”。我真的感到冥冥命运中不可测的神奇。

崔道怡广泛浏览各地的文学报刊,一个叫刘心武的新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觉得刘心武的文章中有一种特立独行的东西,便写信向他约稿。刘心武当时是北京十三中学的老师,接到《人民文学》编辑的来信很受鼓舞,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班主任》寄给崔道怡。崔道怡看后非常激动,立刻给刘心武回信说:“稿子写得很好,我已提交给主编审阅。”

如果从初二我第一次见到《人民文学》算起,我和《人民文学》有着长达58年时间的交织。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在这70年的历史中,也有我的58年,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如今,我老了,而她不老,会永远年轻。祝福《人民文学》!

崔道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一九五六年,二十二岁的崔道怡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当时,恰逢《人民文学》杂志的繁荣期,王蒙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望着血气方刚的崔道怡,《人民文学》杂志社的人开玩笑说咱们编辑部也来了个年轻人。

一切关于我和《人民文学》的往事,在《人民文学》跌宕而漫长的历史中,算不得什么,微弱得只是时光荡起的些许涟漪。但是,坐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重温这些往事,便显得那样亲近,触手可摸,含温带热。

“文革”期间,文坛百花凋零,《人民文学》停刊了,编辑们各奔东西。一九七五年,李季主编把原来《人民文学》的编辑都调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崔道怡从《天津文学》杂志发现有个叫蒋子龙的人写东西不错,就约他到出版社见面。蒋子龙高高兴兴来到出版社,崔道怡得知他是天津重型机械厂的工人,就建议他写点最熟悉的工厂生活。那年头名牌编辑接见业余作者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受到鼓舞的蒋子龙一鼓作气写出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描写一个工厂的中层干部大胆抓生产的事。崔道怡鼎力相助,这篇小说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刊登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那时候“四人帮”还在台上,帽子棒子满天飞,在黑白混淆的日子里,这篇小说遭到批判,说是应合了右倾翻案风。作为小说组副组长和责任编辑的崔道怡挺身而出,替蒋子龙抵挡风雨。粉碎“四人帮”后,蒋子龙欢欣鼓舞,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一批重量级的小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

我第一次看到《人民文学》这本杂志,是1961年的秋天,那时我读初二。班上的一个同学知道我爱看书,好心从他家里拿来两本借我,一本是清末民初出版的老书《千家诗》,一本便是《人民文学》。

刚一上任,他就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李国文。李国文当时是铁路文工团的业余作者,一口气写了六个短篇小说寄给了《人民文学》。崔道怡觉得小说写得很精彩,就给李国文写信热情肯定了他的作品,并约他来编辑部见面。李国文接到信激动万分,马不停蹄赶到《人民文学》杂志。崔道怡对他说:“这六篇小说写得都不错,但《改选》写得最好。你修改一下,我先发这篇,往后再慢慢发那些。”

记得第一天来到《人民文学》,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我和崔道怡坐对桌,我对他说起当年读他的小说《队员的道路》和《过客》的往事,又向他说起了关于《玉雕记》的往事,向他打听刊发我这篇小说的编辑是谁。他是当时《人民文学》资格最老的老人,是《人民文学》历史上的一本活字典。他想了想,对我说:应该是许以,当时她负责小说。

“当时没有几个大家注意它,最好的也不过说你再试着创新吧。只有《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对之赞不绝口。他坚持把它收到建国三十年小说选里去了。当时与中国关系并未正常化的苏联很快把它译成俄语,选到他们的《外国文学》杂志里。八十年代美中第一次作家对谈时,美国人带来了他们的一个中国当代文学译本,收了这篇小说,对它作了好的评价……”

编辑:尧华

李国文说:“我复印一份给你,原件我要永远珍藏。你知道一个名牌杂志的大编辑给一个小小的业余作者写信意味着什么,你是我文学上的摆渡人啊!”

刘心武接到崔道怡的信心潮起伏,因为稿子才寄走一个礼拜就收到了编辑肯定的来信!但没想到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这篇作品太危险,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正式否定“文革”,这篇小说会不会捅娄子?崔道怡据理力争,在主编与几位同行的支持下,《班主任》于一九七七年夏天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立刻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那时候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行量达一百八十万份,在读者中有很高的威望。那时候的中国人对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人们喜欢从文学作品中看政治动向。《人民文学》独领风骚,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振聋发聩,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从《班主任》之后,《人民文学》杂志发起建立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极大地促进、繁荣了新时期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