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者总感到有哪不联合拍录——因为文内所搜集的景观行家并没那样表述,结果被伤者追着看

发布时间:2019-11-23 16:4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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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不是没去吗?!”

   小安毫不掩饰对诗歌的狂热,朋友也多来自诗歌界。她夸赞某诗人极有才华,记者问到“那是你爱人吧?”“前夫。”她坦然地纠正到。小安觉得精神病院的护士跟其他工作没什么两样,她没有被这份工作改变。而后她又补充到,“还是有好处,就是快滑入黑暗中时,你会自我警惕,别再跌落下去了哦。”这是在精神病院做护士给她的生活的警醒。“我经常感觉太无能太渺小,还欺骗自己,这个世界不适合我,肯定有一个更美的在等我,我是先苦后甜。偷听病人说话,好有趣,让我好些了。”她有了新的恋人,不想再结婚,与前夫关系良好,还一起聊诗。

黄昏后,水汽氤氲的仙女湖在微光中轻轻泛动犹如鱼鳞的闪影,窗外的小山冈如墨绿色的深海,远处的仙乐峰仿佛一盏藏青色的毡帽,漆黑而深沉……坐在小小的阳台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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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申飞花的襄助,我轻易就得到了一种嘉宾的待遇。我们知道许多单位都有一些比较私密的福利,这里也是。院区一侧,有一栋新建的宅院式洋楼,与院区若即若离,事实上这栋相对独立的小楼是按度假屋的格局建造的,只有三层。我住二楼,一个带洗浴室的配套单间,窗户外是一个小小露台可观景,眼底是一汪碧水。飞花带我参观房间时说,这是歌乐山上唯一的天然湖泊,仙女湖。在阳台俯瞰,有人在湖边喂食,锦鲤从湖底霍然涌现,五颜六色,像是打翻了调色板;湖畔树林里,偶尔有白鸟在其间振翼飞过;曲径通幽的林间小径,将零星的路人带入婆娑的水杉林;远方绵延起伏的山冈如一道绿色的屏障,勾勒出优美的天际线。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才是度假。度假也是人的权利,但我们却总是忘记自己的这一权利。我们习惯忘记。

   同事都不知道,这名会让病人吐舌头确认他们是否把药吃下去的小姑娘,工作之外是名写作者,还是“非非主义”的代表诗人之一。

跟杨青聊天,没有丝毫压力。他耐心地听我的故事,分析我焦虑的根源。比如工作,他分析说,我的问题在于把工作当成了事业,这个执念就使我的工作变得沉重了;又如感情,他说,其实是我自身出了问题。我不能两个都想要,贪心的结果是,两个都会丢掉。

   她甚至搞不清楚自己的收入组成,唯一知道的是工资里包含一项“挨打费”,即对被病人打的医护人员的补贴。她理解精神病人,觉得常人和精神病不过一线之隔,却不要求旁人也能理解。有人当着小安的面骂精神病人,还说精神病院待久了护士也不正常,她懒得辩解,觉得被理解是最不要紧的事。她说,连病人之间吵架也会对骂,你简直是个神经病。

宋尾,诗人,小说家。1973年12月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在《人民文学》《收获》《红岩》等刊发表小说,多次被各大选刊转载。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曾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七届重庆文学奖。鲁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

作者:鲸书(来自豆瓣)

这是很干净也很柔和的一个人,看面相,比我略年轻,大概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脸颊和体型都瘦。在重庆,这样走路都“打翩翩”的精瘦男娃被统称为“干豇豆”。

   近日一场名为“诗歌之美”的讲座上,小安作为讲者出席,她拿着讲稿,拘谨地念完不足50字的提纲后一言不发站在台上,追光灯下,小安被近千人注视着,她垂下头抠讲稿的卷边,羞涩得不知所措。主持人宁远来解围,郑重介绍了小安精神病院护士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又代表观众提问,问她为什么在精神病院做护士,如何坚持下来的,打算换工作吗?她愣了下神,然后小声说,“啊?···因为一直在做嘛···”

他仿佛在安慰我:“其实啊,自古以来,热衷于讨论鬼神的也都是些大学者。这又是为什么?当人越来越迷恋和倚赖科技,谁能保准这不是另一种迷信与偏见呢?”

   小安本名安学蓉,是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四医院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疾病诊疗医院之一。当地人骂人脑子有病,就说“龟儿是四医院放出来的。”

隔了一两秒钟我才意识到,他指的是我们报纸写的那篇关于他的报道。

来源:

“如果面对满席佳肴嚼而无味,那很有可能,有一只鬼正在与你同桌共宴,大快朵颐。”

   2014年初的一个下午,病人们结束“放风”(即公寓疗法)回病房。数百名精神病人成群结队穿过医院走廊,动作迟缓呆滞,如同集体梦游。大部分病人在蓝白条纹的病号服里裹着厚衣服,被撑得鼓鼓的。空气里混合着消毒水味,药味,部分病人身上的恶臭味。

“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是我。”

   小安的神色里有一种见惯世事的索然,天天与他们打交道,既无嘲讽也不悲悯,只觉得彼此平等。一名女病人生日,想脱了病号服,穿着护士服拍照。小安就把自己的制服脱给她。小安不试图跟病人讲道理,像是在纵容不讲理的小孩。她在文章里毫不掩饰的把病人叫“疯子”,认为“疯”是正常的,“疯子”一词不含贬义。“我觉得医院的疯子很幸福呀,有吃有穿,还经常提意见,饭难吃啊,衣服不时髦,护士太丑挡了他的视线。”但她又说,变成什么都不重要,绝对不能精神病人,那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人有时候特别矛盾,怕鬼却又渴望能遇见一个真正的鬼。”听完我的叙述后,他点点头说。

   两名女病人厮打起来,她上去拉架,被两人围攻扯头发。另一名胖胖的女病人冲上来帮她。她没用“感动”来形容当时的感受,而是美滋滋地感慨到,“哎呀,我觉得好有趣哦。”

隔了一两秒钟我才意识到,他指的是我们报纸写的那篇关于他的报道。

   1998年,小安曾被诗人何小竹拉去做过几个月的杂志编辑,她不适应到何小竹不再忍心勉强,她又回了医院。

“随着人慢慢成熟后,对于鬼的幻想就这样陆陆续续从内心里消遁了。”

   小安把这些经历写在《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一书中,以童话般的口吻。小安写一个叫“丽九”的女病人,她爱唱《甜蜜蜜》,她写到,“天亮了,到处都是她的歌声,甜蜜蜜,甜蜜蜜。头发里衣服里,地板上。我坐上火车,歌声跟着我,唱到成都来,二十年,甜得要命。”女病人最后跳青衣江死去,小安把黑暗痛楚的故事包裹在孩童般荒诞甜美的的句子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诊断书?”杨青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病人,都有这样一句:××年以前,该患者身体里出现不明诱因。”

   从重庆军医大毕业后,小安转业到四医院。许多病人有妄想症状:住院八年的招待所服务员,突然认定自己是有超能力的国安局特工,吵着要帮小安管其他病人;说话喜欢用“你的,我的,大大的”句式的老头,从未去过日本,却坚持给自己叫“夏子”的日本恋人写信;以为自己是开国将领的女儿的农妇,人生理想是做昭觉寺的千手观音,发功让女人多生儿子,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小安从不点破他们,觉得既然无法根治,留点幻想也是好的。

按飞花的提示,我主动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如她所言,病区跟我的住所是截然不同的。我这里,充其量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局部,而病区那边,才是一个更为真实和生动的世界。在我看来,病区更像是这偌大世界被风吹拂的一个角落。

   小安已经调离病区,在咨询台工作。让资历较深的护士不再去病区,是医院的隐性福利之一。30年来,四医院和我国的精神疾病治疗现状都得到极大改善。她对这些改变无知无觉,在精神病院待了三十年,她对医院的体制改革的了解仍近乎于零,医院里最让她振奋的一片花园,她扳起手指给记者数,“里面有铁脚海棠、桃花、樱花、栀子花,还有条河,都没了,哎呀,有点可惜。”她还为医院外已经变成楼盘的油菜花地惋惜,那里曾是病人春游的地方。护士们带病人坐在田边唱歌,男女病人悄悄牵手亲热,按规定是不许的,小安低头扯燕麦,假装没看见,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杨青这个人,绝不是什么“神经病”。而且,我一直纠结于一个难题——他明确提出希望我帮他一个忙:协助他离开病院,也就是逃离这个禁锢地。

把试图用鞋带上吊的精神病人从厕所水管上猛拽下来,小安意识到,呼救已经来不及了,必须马上做人工呼吸,她半跪在厕所水槽旁,光线太暗,她摸索着才找到病人的嘴唇,嘴里很快沾满那名病人的痰液。这是1987年的午夜,小安做护士的第三个年头。

我苦笑:“我确实不知我在追求什么。”

   小安在咨询台笑嘻嘻地看着他们,天有点冷,粉红色护士服太单薄,她一直在搓手。这是小安做护士的第三十个年头。

世事自有诡异之处。因为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我遁入歌乐山,没想到在精神病院结识了一个“朋友”——就我看来,他算得上是一个合乎“朋友”标准的人。可以“说说话”,同时也不存在利益的纠葛。我喜欢这种放松,以及平淡背后的距离感。

   她把医院的病人叫“家疯”,路边的病人叫“野疯”。在街上看到精神病人,小安觉得亲切。还给拿吃的,问他家在哪儿。“不是我多善良,而是我不怕他们。野外的疯子就像孤儿,只有进了医院才有归属。”

这时飞花从阳台上喊了我一声,我慌忙将纸片插进书中,从走廊快步走向她,我看见一个人站在她身边,倚靠着栏杆,正注视着我走向他自己。

   脑子里有个无法抗拒的声音的女人,那声音叫她杀人吃屎她都一一照做;住在同一病区的男同性恋病人晚上悄悄睡在一起,床上脏得让她脸红;把父亲的头割下来,却以为那是南瓜的大学生。有暴力倾向的病人,踢打撕咬病区里的医护人员。还有的意志消沉,一心求死。悄悄用牙刷、鞋带之类的小物件自杀,小安早年间值夜班,最害怕的去厕所,担心又碰到病人挂在水管上。因为病人自残自杀率高,治疗手段存疑,较之普通医院,精神病院发生医闹更频繁。

“我啷个不记得耶?”那个人恍恍惚惚的,被他牵到岸上。这时,清洁工已经开始将阀门扯掉,开始抽水。

   队伍在电梯口前停了下来,有病人突然发作,躺在电梯口,厉声辱骂医生,还要求给病房换一台能看娱乐节目的电视。一名护士高声安抚那名病人,“回去我给你调,保证可以看湖南卫视!”四名医生站在队伍外,点数,维持秩序。其余病人仍面无表情,一名不足十岁的小男孩指着面前的空气,表情专注地说:“糖糖,糖糖。”

好在,杨青至少是通情达理的,并不强迫我。只是在我心里,有些纠结。帮?不能帮;不帮?不好受。

   护士最怕的是病人逃跑,一跑就是严重事故。她曾写到,“天生有星星月亮太阳,就是没有亲爱的疯子···又经历了一次疯子逃跑后的焦虑,恐惧,绝望,白天黑夜疯了似的寻找,不敢想最绝的后果,以及确实希望奇迹发生。”

她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有印象了,大概两个月前在我供职的新闻周报上曾经报道过这样一群另类人物。

   她曾反省,把病人叫“疯子”是因为自己缺乏爱心不够善良,可又觉得“精神患者”、“有问题的人”并不准确。“我决定把自己看得很淡很轻,几乎到无形,这样想当然地和他们平起平坐了。”

“天下所有的父亲不都这样吗?”

   去上班的第一天,小安太害怕,就郑重地化了妆,点头哈腰的跟病人打招呼。结果被病人追着看,现在想想,倒觉得有趣。

“至于吗?”对此我很不以为然。

我们笑了起来。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我告诉他,“你知道,大门钥匙我是不可能弄到的。不过,我相信那个拦不住你。”

“不对,不对。”我找到了一个反击的理由,“如果人死成为鬼,上下几千年,这世上该有多少鬼啊,地球上该容不下啦,哪还有人的位置!”

“鬼也需要吃东西?”我觉得挺稀奇的。

歌乐山,不言而喻,一座相当著名的山。古名为涂山,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在山顶上搞过一次篝火庆功晚会,即“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不过我相信你们对这些附会的典故并不会有多少兴趣。就我的经验,绝大多数来歌乐山的外地游客,一般就是为了爬上来瞟几眼渣滓洞、白公馆,惊咋之余,不忘奋力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摆几个pose,咔嚓几下,又随浩荡的人流匆匆下山。因为山下是另一个知名的低消费大众化景点——磁器口古镇,也就是民间传说里明朝失意皇帝朱允炆避难隐修的地方。

“为什么?”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经常说到跟你分手的女友。”他侧过脸,问道。

“说什么这么欢喜?”

“我是被陷害的。我建立了那个群,但是我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

“没打听过,兴许有一两个。”

“对喽!六道里面也一样,能升到天道的,一万个人里头,一个也没有,得升人道的一万人里有几个,下地狱的也是几十人,鬼跟畜生最多,而在鬼道里,又分等级。成为鬼,与成为人差不多,成千上亿的精子去竞争一个卵子,成功变为活体的却只能一个。”他微笑着,“凡人皆有一死,但不是人人死去都能成为鬼,这是其一。其二,鬼也不是永生的,鬼也有自己的生死轮回。”杨青继续说道,“很多人或许不知道,鬼也是有寿命的。鬼也有生有死,——什么,鬼死去会在哪?不知道。就好比人知道自己会死,但却不知道死后的事情。不过对于鬼来说,也不是高寿就好。在《观佛三昧经》上说,饿鬼极长寿者八万四千岁。短则不定。《正法念处经》也说,饿鬼的寿命有五百岁,以人间十年是饿鬼的一日一夜来计算。这也够吓人的了,尤其是对饿鬼——这种高寿简直就是撕心裂肺的折磨。”

我意识到自己的直觉没错,是有这样一个人,就在三楼。他可以轻易看见我,而我却不容易捕捉到他。这是由于建筑的结构和角度使然。

护士将他带走后,我问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他从我手掌里拈起塑料钥匙,迷惑地看着我。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突然很泄气。面对他时就像对着一团有吸力的海绵,你觉得它包围你了,你刺出锐利的箭头,却丝毫无用。就像你明明知道这并非真的,但是这些事物经他说出后却自有逻辑。而你就在那个逻辑里。

“专门守着他?这是——怕他狂躁?”

“住了这些日子后,就没那么强烈了。”我如实回答。

“嗯,”她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说法,“他在这休养。”接着补充说,“你楼上那一层,就住了他一个。楼梯口第一个单间里住的是老张,是专门从镇政府保安室借调来的。”

“噢!”他走过来,伸出手,“我是杨青,欢迎来到奇妙世界。”

“应该反过来说,相信鬼的存在对人有什么坏处吗?或者换一种参照,为什么没人怀疑UFO呢?可是世人声称见到UFO的与见到鬼的比例不同,你觉得哪种更多?”他诡笑着,“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答案。”

杨青说:“他要我纠正这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杨青?当然,我当然记得。

坐在农家乐大堂沙发上,等着同伴们办入住手续的间隙,我翻完了整整八个版的晨报,其中包括三版地产广告,以及一整版的中药丰胸软文,我甚至查看了所有大标题——是否精练,有无错字和歧义。这是一种职业病。

入住房间时,手机响了。我看了看,随后挂掉。一个陌生电话,现在这种骚扰电话太多了。下午,同伴们在溪水边钓鱼,我则在树荫下躺着翻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手机铃声将我吵醒,又是陌生电话,我掐了。

“专门守着他?这是——怕他狂躁?”

在他的露台上,我们聊得漫无边际但又克制。偶尔沉默时,看看宽阔的天际,耸动的群峰,还有眼底葱茏的密林。就这么闲坐很好,我想我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

“因为鬼这个词很土气,很卑贱,形象很丑陋,脏乎乎的,不大拿得出手。”

按飞花的提示,我主动扩大了自己的范围。如她所言,病区跟我的住所是截然不同的。我这里,充其量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的局部,而病区那边,才是一个更为真实和生动的世界。在我看来,病区更像是这偌大世界被风吹拂的一个角落。

上述“史上最热夏天”,就是该报头版标题。超粗黑的字体使得它看起来有那么一些惊心动魄。而我总觉得有哪不对头——因为文内所采访的气象专家并没这么表述。那么,这就是记者本人毫无依据的说法了。当然,更有可能是编辑的后期“提炼”,似乎非如此不能呈现这种令人愤懑的烦躁。其实,类似极端表述在都市报上长期都能见到。看样子,我们已经很是习惯用“最”“史上”这些词汇来强化某种事物。所以哪怕报纸,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客观理性的容器,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事实。

当然,这个苦夏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接连四五十天就没下过一滴雨。一滴都没。快立秋了,气温反而愈加暴热起来。周六上午,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带着家人自驾到金佛山北麓,预备在这儿过一个清凉的周末。

午后起床,按照医生的叮嘱,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自己吞咽下两粒丙咪嗪。镜子里那个人总是让我感觉不是很适应,我始终觉得,那并不是我,我应该要比他耐看一些。可惜,这就是我。

“听起来像是软禁?”我笑道,“一个张学良的翻版,福利倒好!”

“你不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抛弃了我。”

我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姓宋,宋江的宋,尾巴的尾。”

但是,三天后我开始有些无聊。我隐隐觉得,其实我是从一个笼子到了另一个笼子。我把这种感受向申飞花坦陈了。她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半径过小”所致。她建议我应该四处走走,在精神病院体验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你可以到病区逛逛呀,了解了解他们,兴许,他们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和素材呢?”

“什么错误?”

“杨青,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她端着酒杯,我们碰了一下。

“你不懂。”

“这样嘛,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打过去,直接问那个安排我住进来的家伙吧。”

“我在楼下,也算邻居。”

我想世上总是有一些特殊的人,但你不能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说精神病院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这儿能集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某种缺陷。它把一些缺陷放大了。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因为症状有那么多,但很多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跟正常人无异——不同的是,某个时刻,身体里的某个按钮,让他们的灵魂与身体产生了冲突。不论怎样,这里并非凄惨世界。事实上,换一种角度来观察,精神病院就像一个充满了天真的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来自逻辑的断裂。

我的确不懂,那个我从未见过的拥有很大威权的父亲,为何执意把儿子困在山上,寄放在精神病院,用人专门看守着,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院区是合院建筑,四周是走廊,中央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是一个花坛,一颗上百年的黄桷树奇崛地耸立在那里,遮阴避雨。他突然拽了下我的手臂,这时我也发现了,池塘中间有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池塘的污泥里打坐呢。很快,就听到护士叱叫着蹚进水里,试图将他拽出来,可是他劲儿大得很,一个小女娃儿根本扯不动。

“鬼的样子吗?”他摇摇头。

这个病句陡然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头一次察觉到,杨青并非我之前以为的完全没有问题——既然在一起,又何谈失去呢?

“当然,就目前——”他指着自己,又指向我,“在这种环境下,对你和我来说,共识是很重要的。”

“我早就煮熟了。”

我又说:“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聊天吗?”

远远看着那些护理为了让他们吃饭而焦躁,我也很难理解。如果说,他们已经不在意食物的美好和优劣,但怎么连进食的本能都消失了呢?

“这个意念重要吗?”

总之,他们的逻辑很有趣。你要是不太计较的话,不乏新鲜感。只是,你并不能融入他们——我是说,没人能真正融入他们。所以,我依旧感到空洞。那是与在俗世里不一样的空洞。我想我还是在期待什么。并且,我能感觉到,在阳台上读书吸烟喝茶的时候,我附近有一些隐隐的气息。我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我。

远远看着那些护理为了让他们吃饭而焦躁,我也很难理解。如果说,他们已经不在意食物的美好和优劣,但怎么连进食的本能都消失了呢?

尽管表面上他是完全自由的。但我能瞧出来,杨青每天的时间是被细心切分的,他受到的是最为殷切的照顾,也可说是一种无形的管制。包括不能随意出入院区。此外他每天的护理流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例检,下午和晚上是康复治疗,比如头部针灸、推拿什么。当然,相比于其他病人,他还是享有绝对的特权的。比如,他对一切辅助治疗都给予配合但坚决不吃一颗药。

“我有。”

“不对,肯定有别的原因。”他盯着我,眼睛含笑。

“以后再说吧,你——信有鬼吗?”

我想世上总是有一些特殊的人,但你不能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一部分。如果说精神病院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这儿能集中看到我们自己的某种缺陷。它把一些缺陷放大了。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因为症状有那么多,但很多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跟正常人无异——不同的是,某个时刻,身体里的某个按钮,让他们的灵魂与身体产生了冲突。不论怎样,这里并非凄惨世界。事实上,换一种角度来观察,精神病院就像一个充满了天真的乐趣的地方,这种乐趣来自逻辑的断裂。

“哎!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少来,人家不是病人,”飞花说,“是来我们医院体验生活的。”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问,“每次你看到这个就开始发呆。”

“我是汤圆啊。你不记得了。”说着就俯身捉住对方的手臂,一把将他提溜出来。

他拿手指戳杨青的肚皮。

我想,人都有一辈子不会说出的隐秘,这大概是我为什么始终不大能信任名人日记的理由,真正的秘密是不会记录下来的,只会留存在脑海里,留给夜深人静,一个人慢慢将它取出来,就像一块原本粗糙的矿石,被摩挲得光亮,但又喑哑。

“我有。”

我等着他向我请求什么,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沉闷地吃完饭,去院区散步,在院墙上,是一些涂鸦和留言,都是这里的病人题写的,其中有一行字体写得特别醒目,字迹有一些笨拙的天真:

尽管表面上他是完全自由的。但我能瞧出来,杨青每天的时间是被细心切分的,他受到的是最为殷切的照顾,也可说是一种无形的管制。包括不能随意出入院区。此外他每天的护理流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午例检,下午和晚上是康复治疗,比如头部针灸、推拿什么。当然,相比于其他病人,他还是享有绝对的特权的。比如,他对一切辅助治疗都给予配合但坚决不吃一颗药。

“她为什么离开你?你一直没说。”

“这位是……?”他温和地注视着我。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

“倒是,这儿不缺这个。”他表示赞同。

六月初,也就是我住进来五十天左右,老年病区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第一次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同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迫切地想要重新回去,回到那个被我厌弃的“社会”上去。

“幻觉。他觉得自己是水生鱼类,有时认为自己是鱼,有时又是螃蟹,或者是乌龟。他一见到水就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反应。”

“因为那是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我是男人也爱呀!”

“不治疗能行吗?”有一天我们在院区散步,我“好心”地调侃道,“其实承认自己有病也是一种觉悟。”

那个人一屁股坐回水底,怔怔地望着他。

算了吧。我心想,叫我去认识一个神经病?我已经够神了好不好。

这里要稍稍说一下我自己。虽然我非故事的主角,但如果没有我,这个故事也是难以展开的。不必担心,我的篇幅大概也就占到几百字。

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半,是午睡时间。那次,我刻意在杨青的房间滞留得稍晚一点。每天这个点,老张习惯卧在沙发上午睡,那串钥匙常常随意地甩在办公桌上,就在过道靠窗的位置。我伸进去,用手指把那串钥匙轻轻钩出来,找到那把掌管三楼入口的门钥匙,用准备好的一块香皂,略微使力,将钥匙在香皂上按出形状,再把那串钥匙还回原处。下午,我用打火机点燃一个牙刷柄,它在手中慢慢化出一滴一滴的塑料水,柄部软得像根面条一样的时候,趁势按入香皂的凹痕中。等到塑料完全冷却了,再用锉刀锉掉外沿多余的部分,一把钥匙就成型了。

“那是,一个没有。”

我坐下来,感到一些轻松。实话说,上楼之前我是有些防备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对于陌生人多少有些臆测的成分,尤其在这种并不能算“正常”的环境里。哪知他让人反而很觉亲近。

“就算是吧。”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这就是问题所在。记者不知在哪里得到了我的照片,而且指名道姓地说我是该群群主,一系列活动的策划者。对我父亲来说,那两张照片才是致命的。所以……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们报道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沉默一会说,“跟记者也许没什么关系,都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暗算我。”

“这位是……?”他温和地注视着我。

“就算是吧。”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此际条件一般,但好处在于游客不多。更多自驾车辆会按照一种既定模式往山上走,然后在山顶挤成一团,或者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其实山脚下也很幽静,在这条瘦削的峡谷里,孩子们不缺耍事,光是那条潺潺的溪流,就够他们欢乐一整天的了。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景区呢?如果,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说穿了,人啊,往往容易受限于某种惯性意识罢了。其实就在这农家乐周边也有几处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一处三线厂的工业遗址,一座正在风化的清代石拱桥;还可去附近的村落赶场。当然,这么热的天,寻幽、购买土货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在风景里喝茶,打牌,钓鱼,才是避暑的标配。

“厅局级呢?”

“不对,不对。”我找到了一个反击的理由,“如果人死成为鬼,上下几千年,这世上该有多少鬼啊,地球上该容不下啦,哪还有人的位置!”

第二天,晚饭时我告诉杨青,我要下山了。

好吧,这两样都不缺。

站在朋友的角度,我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并不具备可操作性。首先,他虽然被“安置”在医院,但仍是自由的,甚至是舒适的,也不存在什么压迫;再者,既然安排是其父亲的主意,症结就在他父亲那里。也就是说,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家庭矛盾。外人掺和进来不大科学;其三,帮个忙对我个人而言倒是问题不大,但后果不得不掂量。假如,我是说假如,要是我把他放跑了。院方追查下来,势必要牵连出飞花,那么,等于我是害了帮助自己的朋友。我难免很犹豫。

“我啷个不记得耶?”那个人恍恍惚惚的,被他牵到岸上。这时,清洁工已经开始将阀门扯掉,开始抽水。

“一般来说,父亲不大会干涉这个吧,即使干涉,也不能这样极端呀——我不大理解。”

比方说那次沸沸扬扬的佛图关“捉鬼”。“我根本就没去,我希望的是找个适宜的场地,静心去感受,捕捉各种物种的魂魄,但是他们把这个活动完全扭曲了,整成了一出闹剧,而且故弄玄虚地带上各种捉鬼的家什,搞了一套驱鬼的流程,念上几段经——恰恰是,这样的东西反而就受欢迎!”

我想我无法作答。

“体验一下孤独是什么滋味。”我换了一种说法。

“我也觉得奇怪,我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既清淡,又亲密。一种神秘的缘分把我们这两个不相干的人放在一起,说说话。只是说说话。我们不像是朋友,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邀了好几次,飞花终于答应出去吃个便饭。那是一周后了,她当班的一个中午。我在镇上的辣子鸡馆订了位,就我们两个人。我向她对我的照顾表示感谢,她一直抿着嘴笑听我念叨那个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你并不是唯一享受这种待遇的。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该不该交给他。那时我总以为会一直留在此地呢。说来奇怪,当你适应了一种环境之后,对于其他的环境就会产生恐惧和排斥。我想我理解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管理员老布,离开监狱的结果是让他选择了自缢。另外我也有自己的私心,毕竟在这种世界的角落里,能有一个合拍的可以说说话的人,无疑是一件愉悦的事。

“我是被陷害的。我建立了那个群,但是我不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

如今,杨青竟然出现在精神病院里,我觉得必然跟他不同寻常的爱好有直接关系。

“因为鬼这个词很土气,很卑贱,形象很丑陋,脏乎乎的,不大拿得出手。”

“这个……”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不对,肯定有别的原因。”他盯着我,眼睛含笑。

陪我们坐了一会,飞花接到一个电话,“哦哦”应声下楼去了。这时杨青突然对我说:“你们对我的采写是有误的。”

也有懂行的游客,会刻意到歌乐山上寻访一些抗战遗存,比如鼎鼎大名的林园。那是设立陪都之初专为蒋介石建造的府邸,后蒋赠送给了林森。林园绿荫深处,有一张直径二尺的石桌,石桌四周有四条石凳。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来渝曾在林园小住,某个清晨,与蒋不期而遇,两位历史人物在石桌前对坐了一会儿,留下一个足够神秘的空白片段。稍远点还有著名的赴集路5号,也就是冯玉祥将军旧居,抗战寓居重庆期间,老舍先生常受邀前往小住,消暑避夏;附近还有个林庙路5号,也是赫赫有名的——冰心先生的潜庐。

他撒开手,眉头蹙起,又慢慢松弛下来,微笑着:

比如吃饭,对于世人来说,这是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件充满期待和游戏精神的项目,可是对生活在院区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件苦差事。基本上精神病人都是些活神仙,神仙是不吃饭的。当他们觉得不需要,你就麻烦了——那些嘴巴就像铁打铜铸的,难以撬开。

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害怕死亡,尤其是——想到人死去后会有很长很长时间是没有知觉的,人死掉了就不会再活过来,就浑身战栗。所以我怀疑人可能也有永生不死的,或者,人又变成了鬼,但,是不是每个人死去都会变成鬼呢?我觉得不是。总之,临睡前,我常常会胡思乱想。这种习惯甚至持续到我的青年时代。大概九岁时,隔壁姓蔡的婆婆老死了,灵堂设在堂屋中央,她躺在地上的草席上,干瘦的身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肃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和观察死亡。我躲在黑色的素布背后,耳边是巨大的哀乐,人们在尸体旁忙碌地经过,我居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在心里对她说:蔡家婆,你终于死了,你终于可以见到那些神或鬼,假如你能见到他们,请今晚托梦给我。那天晚上我很难睡着,既兴奋,又期待。遗憾的是,她并没托梦给我,我也没梦见鬼。醒来我很迷惘,我很失望。

“我没馅,实心的。”

“申助理,他还是不吃药啊。”

“两三千户吧。”

我的确不懂,那个我从未见过的拥有很大威权的父亲,为何执意把儿子困在山上,寄放在精神病院,用人专门看守着,一关就是一个多月。

直到老张过来,提示说——理疗时间到了。他哎哟一声,从躺椅上起身,伸手同我道别,说我感觉我今天遇见一个同类了。

4.下山

旁边的护士赶紧递上药丸,他唰地抢过去,放在嘴里。

“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你很清醒。”

我靠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

我苦笑。

“在哪不能修养,为什么非要到你们这里?”我当然不理解。

“别说我了,你呢,按理说,像你这样的人大概是不会缺少女朋友的,可是没见人来看你。”

“我觉得吧,群友提供你的照片,也许是一种尊重,而不是想要整你。”

“那是你觉得,他自己并不这么觉得。”

“你的父亲不信鬼,也不信神,那他信什么?”

我坐下来,感到一些轻松。实话说,上楼之前我是有些防备的。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对于陌生人多少有些臆测的成分,尤其在这种并不能算“正常”的环境里。哪知他让人反而很觉亲近。

黄昏后,水汽氤氲的仙女湖在微光中轻轻泛动犹如鱼鳞的闪影,窗外的小山冈如墨绿色的深海,远处的仙乐峰仿佛一盏藏青色的毡帽,漆黑而深沉……坐在小小的阳台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

据说,今年是重庆“史上最热夏天”。

“正确。”她颔首。

“不理解就对了。他不是一般的父亲。他需要我跟他拥有一致的价值观、信仰,以及接受他指定的路。”

我也笑了。

这座城市里,“歌乐山”一词有着极丰富的蕴意。比如重庆人常说:“你娃是从歌乐山上下来的吗?”外地人很难理解,但翻译成普通话就明白了:“靠!你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说你从歌乐山下来,就相当于说你是神经病。这是方言语境的生动与微妙之处。

杨青说:“他要我纠正这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这个人异得很,组织了一群人,大半夜里去荒郊野外找什么鬼。”

当他第二次提及的时候,我安慰道:“哎呀,你就当在这里休养生息嘛。再说,你走了我连个伴儿都没了。又不是真的要把你关一辈子,不可能的嘛。”

他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这里的院长助理,据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名字比较诗意,她叫申飞花。

旁边的护士赶紧递上药丸,他唰地抢过去,放在嘴里。

我点点头:“可以减压吧。”

“这个意念重要吗?”

“不,人永远都不会成熟。”他收起笑容,“只是变得世故而已。”

“你不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抛弃了我。”

六月初,也就是我住进来五十天左右,老年病区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第一次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同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迫切地想要重新回去,回到那个被我厌弃的“社会”上去。

这是很干净也很柔和的一个人,看面相,比我略年轻,大概二十六七岁。中等个头,脸颊和体型都瘦。在重庆,这样走路都“打翩翩”的精瘦男娃被统称为“干豇豆”。

我想了想,或许就是这样。

“你陪我一块吃,你也快干死了。”

“什么错了?”

“可怜。”我叹道。

“正如你说的,他更极端。很多年他分管的工作就是意识形态这一块。”

护士将他带走后,我问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晚饭时我告诉杨青,我要下山了。

当我午睡醒来,手机上有一则未读短信:

“信这个。”他伸出手掌,“世上的人都信这个。其实吧,鬼在公开的场合总是受到怀疑;但在私下,总是有秘密的相信者。——这是康德说的。而我觉得,所谓信仰,更像是一种潮流。比如神,一百多年前,大家都是信的,现在彻底不信了。现在大家信什么呢?就算有信的东西,说不定几百年后,人人又不信了呢。”

“各种原因吧。在一起待了五六年,就像洪水过后,河沟里的石头和淤泥显露了出来,又遇上天旱,清清的水流消逝了,淤泥与石头晒成了坚硬的板块。”

“随着人慢慢成熟后,对于鬼的幻想就这样陆陆续续从内心里消遁了。”

在我眼里,那个病区有点类似于“浴池”,被划分成为男区、女区;还有一个混合区。混入其间,泡了几天后我发现,精神病院确实与我们那些惯性意识的臆测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毫无疑问这理应是一个悲惨的市集,但如果你带着一副旁观者的眼镜,也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乐趣——尤其是,当你很幸运的不是一个护理员的话。

“没错。小时候,我们家是平房,晚上要到公厕解手的话,必须经过一条小巷,这巷子只能容一个人通行,小巷里充斥各种复杂的气味、浓重的黑暗。每次,我不得不从那条窄巷子走过,就好像经历一次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感觉。那个时候,灯光对我来说实在是再重要不过了。我感觉自己背负着一个没有重量的鬼,但我却触摸不到它;有时候我听到它在我身后弄出些声响,我不敢回头看,拼命往前跑、笔直跑。”

他的好心情看起来是真诚的。

“听起来像是软禁?”我笑道,“一个张学良的翻版,福利倒好!”

“鬼啊神啊,他觉得我脑子有问题,走火入魔了,不该热衷于这个。”

“实心的?”

我说别分离,这是爱情。

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既能让他不露痕迹地离开,又可以规避一切后果?

“真是神秘。”我感慨。

那个人呆呆看着池塘,一脸灰白,“你的汤要熬干了!”

“对!太精辟了……”他愣了一秒,而后掌大笑。

2.邻居

就是这个老头,突然上吊了,发现后送到急诊室,心脏已骤停。听值班护士们议论说,老头下午还耍了一会儿纸牌,赢了十几块钱。于是,我大概也知道了,一个抑郁者的离去往往是没有什么“重大缘由”或明显诱因的,一个转瞬之间微小的念头就能让他弃世——这种可能随时都存在。

他讲述时,我意识到他似乎在坚持一样东西。但并不清楚他坚持的是什么。是信仰?不像,他从未谈论过任何未来;理想?也不是,哪怕是下山后会干些什么,或是以后想做点什么,他从来都没提到。至少没对我提到。所以,说是梦寐也许更接近一些。总之,他在固执地抱守着某种东西。

接着飞花又陪我去到院外,找了一间餐馆吃饭。我们聊了一会,主要是告诫我一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她带着我找到门卫,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随后她离开,前往公交站,我独自回到房间。

“TA跟我在一起。”他笑得有点神秘,“我不想失去TA。”

“人有时候特别矛盾,怕鬼却又渴望能遇见一个真正的鬼。”听完我的叙述后,他点点头说。

我问:“刚刚听到投诉,说你不吃药。”

“杨青,你听说过这个人吗?”她端着酒杯,我们碰了一下。

“倒是,这儿不缺这个。”他表示赞同。

“这就是问题所在。记者不知在哪里得到了我的照片,而且指名道姓地说我是该群群主,一系列活动的策划者。对我父亲来说,那两张照片才是致命的。所以……第一次见面我就说你们报道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沉默一会说,“跟记者也许没什么关系,都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暗算我。”

“对!太精辟了……”他愣了一秒,而后掌大笑。

上述“史上最热夏天”,就是该报头版标题。超粗黑的字体使得它看起来有那么一些惊心动魄。而我总觉得有哪不对头——因为文内所采访的气象专家并没这么表述。那么,这就是记者本人毫无依据的说法了。当然,更有可能是编辑的后期“提炼”,似乎非如此不能呈现这种令人愤懑的烦躁。其实,类似极端表述在都市报上长期都能见到。看样子,我们已经很是习惯用“最”“史上”这些词汇来强化某种事物。所以哪怕报纸,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客观理性的容器,很多年前我就明白了这个事实。

好吧!我承认,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山来的。

这晚我第一次在山上失眠了。

“你就不能妥协妥协,承认错误不就完了。回到山下多好,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没欲望啦?”

“这个人异得很,组织了一群人,大半夜里去荒郊野外找什么鬼。”

他拿手指戳杨青的肚皮。

“少来这套,你其实早就猜到了。”

3.奇谈

“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不再惧怕黑暗了。”他说。

可这并不能让我的焦虑缩小,尽管再高明的透视器也无法显影它的面积。也如我想象的,没有我,有我,对他人而言其实是一样的,无足轻重。本来我是想去华岩寺住一段时间,但我跟寺庙没什么联系,准确地说是没有实施这种便利的联系人。某天,一位同事来看望我,听说我要找个地方孤僻生活,建议我来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比疯人院更疯狂的呢?”他为自己的这个创意乐不可支。

我也笑了。

我喜欢他机智的反应,而且总是会带着一丝并非刻意的幽默感。这样睿智的人如果是病人,我想世上恐怕也没几个人是完好的。

当他第二次提及的时候,我安慰道:“哎呀,你就当在这里休养生息嘛。再说,你走了我连个伴儿都没了。又不是真的要把你关一辈子,不可能的嘛。”

“鬼看似是无形的,但是既然有人能见到鬼,而且根据描述,鬼的形状各异。说明鬼也有自己的‘炼形之术’。这说明,通过修炼,鬼的身形可以从无形而成小型,继而则能像人一样长大身躯,到圆满的境地就可以近似于无形,自由地穿行于阴阳两极——其理跟修佛是异曲同工。”

“你想多了。”他笑笑,“你说你老家在一个镇上,你那镇上有多少户人家?”

“那么……”他说,“您请坐吧。”

飞花端着茶盘过来,杨青赶忙起身,抢着将茶具放在桌上,歪过头对我笑道:“你看,有我这样识大体、懂礼貌的精神病人吗?”

“实心的?”

我想我无法作答。

“她人呢?没听你提到过呀。”

“她人呢?没听你提到过呀。”

“既然没病,医生为什么老要你吃药呢?”

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既能让他不露痕迹地离开,又可以规避一切后果?

毫无疑问,在歌乐山上的前三天是充实的。好奇心,新鲜劲,以及……巨大的自由。总之在这里我不再失眠,睡得香甜。好几个晚上我甚至忘记了做梦。

有了申飞花的襄助,我轻易就得到了一种嘉宾的待遇。我们知道许多单位都有一些比较私密的福利,这里也是。院区一侧,有一栋新建的宅院式洋楼,与院区若即若离,事实上这栋相对独立的小楼是按度假屋的格局建造的,只有三层。我住二楼,一个带洗浴室的配套单间,窗户外是一个小小露台可观景,眼底是一汪碧水。飞花带我参观房间时说,这是歌乐山上唯一的天然湖泊,仙女湖。在阳台俯瞰,有人在湖边喂食,锦鲤从湖底霍然涌现,五颜六色,像是打翻了调色板;湖畔树林里,偶尔有白鸟在其间振翼飞过;曲径通幽的林间小径,将零星的路人带入婆娑的水杉林;远方绵延起伏的山冈如一道绿色的屏障,勾勒出优美的天际线。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才是度假。度假也是人的权利,但我们却总是忘记自己的这一权利。我们习惯忘记。

在我眼里,那个病区有点类似于“浴池”,被划分成为男区、女区;还有一个混合区。混入其间,泡了几天后我发现,精神病院确实与我们那些惯性意识的臆测有所不同。怎么说呢,毫无疑问这理应是一个悲惨的市集,但如果你带着一副旁观者的眼镜,也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乐趣——尤其是,当你很幸运的不是一个护理员的话。

我苦笑:“我确实不知我在追求什么。”

“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是我。”

这种突如其来而又极为强烈的焦虑让我备受折磨。我辞去工作,跟众多“联系人”断绝了来往。整天待在房间里,将窗帘关上,在电脑上玩一种叫作“空档接龙”的纸牌游戏,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老式的电脑游戏,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纸牌游戏。但我需要这种无聊。

接着飞花又陪我去到院外,找了一间餐馆吃饭。我们聊了一会,主要是告诫我一部分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她带着我找到门卫,做了一些必要的说明。随后她离开,前往公交站,我独自回到房间。

这个病句陡然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头一次察觉到,杨青并非我之前以为的完全没有问题——既然在一起,又何谈失去呢?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一九二六年我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我就是在精神病院遇见杨青的。

这时门被叩响了,我走出浴室,侧身拉开房门,申飞花笑盈盈地站在外面:“我们上去吧。”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零点的鬼”偷偷给记者爆料,说某日上佛图关捉鬼。记者闻讯而来,跟着他们参与了一整晚的活动。

……

护士们讲到老头年轻时当兵,后来一辈子单身。在病院待了七八年了,是老病号。我插嘴说,为什么打一辈子光棍?她们瞥了我一眼,反问道,“是噻,你说为什么呀?!”

“你知道的。只是周围的环境把你限制住了,你需要穿过窗子。”说完,他盯着围墙,似乎那里真有一个所谓的窗子。

“我没病,为什么要吃药呢。”他一脸无辜。

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要遇见多少人。有些当时看似重要的人物,过后你却怎么也记不起来;而有些人,仅仅只是跟你短暂相处,但分开再久也不会忘记,比如他。快十年了吧?我从未真正忘记过他。

“别说我了,你呢,按理说,像你这样的人大概是不会缺少女朋友的,可是没见人来看你。”

此际条件一般,但好处在于游客不多。更多自驾车辆会按照一种既定模式往山上走,然后在山顶挤成一团,或者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其实山脚下也很幽静,在这条瘦削的峡谷里,孩子们不缺耍事,光是那条潺潺的溪流,就够他们欢乐一整天的了。为什么一定要进入景区呢?如果,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说穿了,人啊,往往容易受限于某种惯性意识罢了。其实就在这农家乐周边也有几处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一处三线厂的工业遗址,一座正在风化的清代石拱桥;还可去附近的村落赶场。当然,这么热的天,寻幽、购买土货并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在风景里喝茶,打牌,钓鱼,才是避暑的标配。

“鬼啊神啊,他觉得我脑子有问题,走火入魔了,不该热衷于这个。”

“你就要死掉了!”他说,“你快吃药啊!”

但在民间,歌乐山更知名的是这个——歌乐山精神病医院。

也有懂行的游客,会刻意到歌乐山上寻访一些抗战遗存,比如鼎鼎大名的林园。那是设立陪都之初专为蒋介石建造的府邸,后蒋赠送给了林森。林园绿荫深处,有一张直径二尺的石桌,石桌四周有四条石凳。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来渝曾在林园小住,某个清晨,与蒋不期而遇,两位历史人物在石桌前对坐了一会儿,留下一个足够神秘的空白片段。稍远点还有著名的赴集路5号,也就是冯玉祥将军旧居,抗战寓居重庆期间,老舍先生常受邀前往小住,消暑避夏;附近还有个林庙路5号,也是赫赫有名的——冰心先生的潜庐。

“照你这么说,这世上还真有鬼?”

“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含混地回答。

我又说:“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聊天吗?”

“我没病,为什么要吃药呢。”他一脸无辜。

她笑道:“你不是老埋怨说在这里一个人还是很无聊吗?我介绍你们认识下,反正,楼上楼下的。”

“我常在媒体上看你的报道。”

“那是你觉得,他自己并不这么觉得。”

那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患的是重度抑郁,很瘦,几乎就是皮包骨头,平常如果有点阳光,就坐在走廊木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只是从不说话,面无表情。我从未见过他笑或哭。

可这并不能让我的焦虑缩小,尽管再高明的透视器也无法显影它的面积。也如我想象的,没有我,有我,对他人而言其实是一样的,无足轻重。本来我是想去华岩寺住一段时间,但我跟寺庙没什么联系,准确地说是没有实施这种便利的联系人。某天,一位同事来看望我,听说我要找个地方孤僻生活,建议我来了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地方比疯人院更疯狂的呢?”他为自己的这个创意乐不可支。

“什么错误?”

“那是,一个没有。”

坐在农家乐大堂沙发上,等着同伴们办入住手续的间隙,我翻完了整整八个版的晨报,其中包括三版地产广告,以及一整版的中药丰胸软文,我甚至查看了所有大标题——是否精练,有无错字和歧义。这是一种职业病。

“体验一下孤独是什么滋味。”我换了一种说法。

“我没馅,实心的。”

他的表情当中,既有天真的诡怪,又有博学的严肃,而他描述的场景让人打个激灵。

“这个……”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他笑:“对嘛,你看,他们宁愿信国外的鬼怪,比如吸血鬼,不晓得多受欢迎。”

“不治疗能行吗?”有一天我们在院区散步,我“好心”地调侃道,“其实承认自己有病也是一种觉悟。”

上 部

2.邻居

这时门被叩响了,我走出浴室,侧身拉开房门,申飞花笑盈盈地站在外面:“我们上去吧。”

他顿了顿说:“抱歉。”

晚饭时刻,杨青和老张去食堂,我上楼试了试,塑料钥匙捅进去,轻轻旋转,听到弹簧咔的一声,锁开了。

在他的露台上,我们聊得漫无边际但又克制。偶尔沉默时,看看宽阔的天际,耸动的群峰,还有眼底葱茏的密林。就这么闲坐很好,我想我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

楔 子

“我早就煮熟了。”

院区是合院建筑,四周是走廊,中央是一个池塘,池塘边是一个花坛,一颗上百年的黄桷树奇崛地耸立在那里,遮阴避雨。他突然拽了下我的手臂,这时我也发现了,池塘中间有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池塘的污泥里打坐呢。很快,就听到护士叱叫着蹚进水里,试图将他拽出来,可是他劲儿大得很,一个小女娃儿根本扯不动。

我有一份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鉴定结果:轻度抑郁症。但并没用上。热心的申飞花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她向院方提出了一份申请:一位在报社工作的作家希望来医院体验生活。这个理由是有强烈的现实背景的,前不久,该院一位值班护士深夜被发病的患者掐死了,院方也欢迎有人来给他们申诉郁积在心中的块垒。

上到三楼,是一个不锈钢门,飞花在门上按了一下钮,不一会儿,一个脸膛黝黑的中年人从里面探出,接着给我们把门打开,一边抱怨:

“那你说,如果真有鬼,鬼到底是什么样子?”

霎时,我有一种冲动,我觉得不管他在追求什么都不应继续被困在这里。应该由他自己决定自己想去的位置,不管那是什么地方。就像我一样。我打开手掌,对他说,给你看样东西。

“那你说,如果真有鬼,鬼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也觉得奇怪,我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既清淡,又亲密。一种神秘的缘分把我们这两个不相干的人放在一起,说说话。只是说说话。我们不像是朋友,也不可能成为朋友。”

上山前我带了笔记本电脑,本来是准备无聊时写点什么的——当时我还不太知晓自由职业的艰辛——我辞职的理由就是,给自己一个写作的机会。可不知道是不是过于舒适反而让我失重。我甚至不知道该写什么,心里空荡荡的。没有打卡,没有例会,没有上进的需求,不考虑工分,没有情感的羁绊。我却感受到了一种空虚。

好吧,这两样都不缺。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零点的鬼”偷偷给记者爆料,说某日上佛图关捉鬼。记者闻讯而来,跟着他们参与了一整晚的活动。

“厅局级呢?”

在这种透明中,我混淆了生与死的界限。

比如吃饭,对于世人来说,这是一天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件充满期待和游戏精神的项目,可是对生活在院区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件苦差事。基本上精神病人都是些活神仙,神仙是不吃饭的。当他们觉得不需要,你就麻烦了——那些嘴巴就像铁打铜铸的,难以撬开。

“你想多了。”他笑笑,“你说你老家在一个镇上,你那镇上有多少户人家?”

飞花将开水注入杯中,对我说:“喝茶吧。”

渐渐地,我相信了杨青说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秘。

“倒是有点像。”她也笑,随后悄声说,“是他父亲——市里一位大领导,这个你要给我保密哦——特地安排来这里修养的。”

“现在,你有很充分的准备时间,”我咧嘴笑道,“你可以好好想想,下山后第一件事要去干什么。”

那个老头干瘦的形象以及“咔嚓”的那种坍塌的声音,一直在天花板上盘旋。一个人孤独地与自己的躯壳相处了几十年,可能他早就想走了吧。此刻,我突然惧怕起死亡,少年时代那个惧怕死亡的小人儿,似乎重新回到我的体内。我想我得走了。逃避终究不是办法。我始终要面对应该经历的那一部分,那是生命必经的部分。

她自然是很有故事的,但这不是我想要述说的内容。只能说,没有她,我不会很顺当地住进精神病医院。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事实上,即便有这层拐弯抹角的关系,要想住进去依旧是麻烦事。除非:我有病;或更好的理由。

“不理解就对了。他不是一般的父亲。他需要我跟他拥有一致的价值观、信仰,以及接受他指定的路。”

“就吃药啊。不吃药就一直实心的,就没水了,就会干。”

“我常在媒体上看你的报道。”

“你就不能妥协妥协,承认错误不就完了。回到山下多好,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没欲望啦?”

不得不承认,他有超乎常人的理性思维,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脑子,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我实在不明白,这样的人竟然也会出现在精神病院。

“到处级干部这个层次的,有多少?”

那个老头干瘦的形象以及“咔嚓”的那种坍塌的声音,一直在天花板上盘旋。一个人孤独地与自己的躯壳相处了几十年,可能他早就想走了吧。此刻,我突然惧怕起死亡,少年时代那个惧怕死亡的小人儿,似乎重新回到我的体内。我想我得走了。逃避终究不是办法。我始终要面对应该经历的那一部分,那是生命必经的部分。

“某种程度上,精神病人近乎鬼。”杨青这样给我解释,鬼不在乎食物的精细与否,是因为他们平常吃的次数很少。清代有个学者叫袁枚,认为“鬼得一饱,可耐一年”。蒲松龄也研究过这个,他说鬼的舌头能像人一样生津,称为“鬼津”,一种类似于我们现代的冰激凌和浓牛奶的混合物,“冷如冰块,稠黏塞喉”。“所以鬼是很耐饿的”。

“精神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自己没病。”

那个人一屁股坐回水底,怔怔地望着他。

“他——就是那个带队的家伙?”

“你是啥馅的?”

“就是没法解释的意思。”

渐渐地,我相信了杨青说的,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充满了神秘。

“当然这不重要。实际上,本身我就想解散这个群。因为我发现这些人,并不是真正对于神秘文化感兴趣,企图接近鬼魂只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你能理解吗?”

“还记得上次说你们报道有问题吗?”

当我午睡醒来,手机上有一则未读短信:

是有这回事,我想起来了。

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半,是午睡时间。那次,我刻意在杨青的房间滞留得稍晚一点。每天这个点,老张习惯卧在沙发上午睡,那串钥匙常常随意地甩在办公桌上,就在过道靠窗的位置。我伸进去,用手指把那串钥匙轻轻钩出来,找到那把掌管三楼入口的门钥匙,用准备好的一块香皂,略微使力,将钥匙在香皂上按出形状,再把那串钥匙还回原处。下午,我用打火机点燃一个牙刷柄,它在手中慢慢化出一滴一滴的塑料水,柄部软得像根面条一样的时候,趁势按入香皂的凹痕中。等到塑料完全冷却了,再用锉刀锉掉外沿多余的部分,一把钥匙就成型了。

“至于吗?”对此我很不以为然。

“嗯,”她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说法,“他在这休养。”接着补充说,“你楼上那一层,就住了他一个。楼梯口第一个单间里住的是老张,是专门从镇政府保安室借调来的。”

按杨青的说法,一年多前他在天涯论坛开了一个帖,专门探讨神秘文化,后来一些网友找到他,希望建立一个群,方便交流。然后他就建了这个群。最初他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但是纯粹的线上交流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蓬勃的群友了。一些人提出,能不能组织一些活动。杨青觉得可以,与之同时,因为精力原因,他选拔了第一个入群的也是最为活跃的网友——“零点的鬼”替代自己作为管理者,负责各种互动的串联与执行。杨青本身并不反对组织活动,但是他倾向于活动本身的性质是:体验。而他渐渐发现,“零点的鬼”在后期执行的过程中,更注重于娱乐与噱头。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

“原来我是挺相信的。”我想了想,告诉他,“其实也不能叫相信,应该称为渴望吧。”

他怔了一会,说:“你待这么久,也该下去了。”

好在,杨青至少是通情达理的,并不强迫我。只是在我心里,有些纠结。帮?不能帮;不帮?不好受。

那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患的是重度抑郁,很瘦,几乎就是皮包骨头,平常如果有点阳光,就坐在走廊木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只是从不说话,面无表情。我从未见过他笑或哭。

“那省部级的呢,如果镇上出了这种人,恐怕是人人都是知道的吧?”

“精神病人总是各种各样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自己没病。”

一会儿一个年轻护士从抢救室出来,噙着泪,向外面的伙伴说道:“简直太惨了,脱了衣服,只剩一层皮了!医生都不晓得啷个下手,狠着心给他上CPR,哪晓得胸口上一按,胸腔就塌了……”

我想了想,或许就是这样。

“跟你一样,他是我们院区最尊贵也是最正常的病人。下午,我带你上去见见他,就这么说定了啊!”

“还是不吃吗?”飞花说,“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我想了想,还真是经常有这种状态。

他讲述时,我意识到他似乎在坚持一样东西。但并不清楚他坚持的是什么。是信仰?不像,他从未谈论过任何未来;理想?也不是,哪怕是下山后会干些什么,或是以后想做点什么,他从来都没提到。至少没对我提到。所以,说是梦寐也许更接近一些。总之,他在固执地抱守着某种东西。

这个杨青的故事不是我去采访的,但我印象倒是蛮深的。这人主持着一个QQ群,这个群体自称为“夜行者”,核心成员约二十人,都是年轻人,有私企老总,外企经理,公司白领,网站编辑,咖啡馆店主,甚至还有歌厅舞女。这些身份迥异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的兴趣点,也可以称其为癖好。他们执迷于神秘文化和超自然现象。跟其他一些网群惯于打嘴炮不太一样,这个隐秘的群团更富于行动力,他们常常组织线下活动。QQ群就是他们交流及行动指挥的通信中枢。这篇报道是我的同事彭灿撰写的。他接到爆料说该群要策划一次耸人听闻的夜行计划——在佛图关找鬼。在重庆民间,“佛图关”这个地方历来是比较“邪”的,诸多黑色的传说伴随其间,加之早些年曾发生过耸动一时的碎尸案,一些外地的神秘文化爱好者将它列为重庆十大惊悚地之一。“佛图关”加“找鬼”,无疑具备了丰富的新闻看点。得到消息后,彭灿通过QQ群加入报名,跟随参与并记录下了这次行动。只是,他们的佛图关之行似乎也没什么收获。当然不可能有收获。要是真找到鬼,那大概是世界级的重大要闻了。

www.9822.com,“就在你楼上。”

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午睡时,我心想,这个怪家伙就在这层天花板上面。如果他也午睡的话,必定跟我一样,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直到视线形成某种图案。

我摇摇头。

好吧,我老实告诉他——再说他跟我之前的生活毫无交集——她爱上了另一个人,事实上她早跟他在一起了,但我却毫无察觉。

“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不再惧怕黑暗了。”他说。

“你是啥馅的?”

好吧!我承认,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上山来的。

“就在你楼上。”

“如果面对满席佳肴嚼而无味,那很有可能,有一只鬼正在与你同桌共宴,大快朵颐。”

“正如你说的,他更极端。很多年他分管的工作就是意识形态这一块。”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诊断书?”杨青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病人,都有这样一句:××年以前,该患者身体里出现不明诱因。”

但在民间,歌乐山更知名的是这个——歌乐山精神病医院。

我苦笑。

直到老张过来,提示说——理疗时间到了。他哎哟一声,从躺椅上起身,伸手同我道别,说我感觉我今天遇见一个同类了。

“都是朋友,莫客气哈。”飞花说完就往客厅走去,“我去给你们打水泡茶。”

当然,这个苦夏确实让人望而生畏——接连四五十天就没下过一滴雨。一滴都没。快立秋了,气温反而愈加暴热起来。周六上午,我们几个朋友相约带着家人自驾到金佛山北麓,预备在这儿过一个清凉的周末。

他摊开手,显得很无奈:“消息报出来,没几天,我就出现在这儿了。”

世事自有诡异之处。因为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我遁入歌乐山,没想到在精神病院结识了一个“朋友”——就我看来,他算得上是一个合乎“朋友”标准的人。可以“说说话”,同时也不存在利益的纠葛。我喜欢这种放松,以及平淡背后的距离感。

如今,杨青竟然出现在精神病院里,我觉得必然跟他不同寻常的爱好有直接关系。

“现在,你有很充分的准备时间,”我咧嘴笑道,“你可以好好想想,下山后第一件事要去干什么。”

“你不懂。”

“申助理,他还是不吃药啊。”

我喜欢他机智的反应,而且总是会带着一丝并非刻意的幽默感。这样睿智的人如果是病人,我想世上恐怕也没几个人是完好的。

“什么意思?”我被绕晕了。

这个杨青的故事不是我去采访的,但我印象倒是蛮深的。这人主持着一个QQ群,这个群体自称为“夜行者”,核心成员约二十人,都是年轻人,有私企老总,外企经理,公司白领,网站编辑,咖啡馆店主,甚至还有歌厅舞女。这些身份迥异的人都有一个相似的兴趣点,也可以称其为癖好。他们执迷于神秘文化和超自然现象。跟其他一些网群惯于打嘴炮不太一样,这个隐秘的群团更富于行动力,他们常常组织线下活动。QQ群就是他们交流及行动指挥的通信中枢。这篇报道是我的同事彭灿撰写的。他接到爆料说该群要策划一次耸人听闻的夜行计划——在佛图关找鬼。在重庆民间,“佛图关”这个地方历来是比较“邪”的,诸多黑色的传说伴随其间,加之早些年曾发生过耸动一时的碎尸案,一些外地的神秘文化爱好者将它列为重庆十大惊悚地之一。“佛图关”加“找鬼”,无疑具备了丰富的新闻看点。得到消息后,彭灿通过QQ群加入报名,跟随参与并记录下了这次行动。只是,他们的佛图关之行似乎也没什么收获。当然不可能有收获。要是真找到鬼,那大概是世界级的重大要闻了。

“什么意思?”我被绕晕了。

“幻觉。他觉得自己是水生鱼类,有时认为自己是鱼,有时又是螃蟹,或者是乌龟。他一见到水就会有这种下意识的反应。”

说到数字,我电话里存的号码有三百多个。如果我要找人喝酒,可以毫不费力找上一二十个,足以塞满一间露天大排档。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可以说话的”,其实也就是平平静静地,什么也不干,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也可以你一直听,我一直说。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坦诚,真实的。事实上,这很难,对任何人来说。总之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点,我拥有很多联系人,但我发现自己并没一个可以交心的人,或者换个稍微深刻的说法:同类。

除此,歌乐山还是举世闻名的“辣子鸡丁”的发源地。作为成渝古驿道的必经之地,歌乐山窄隘的山道上,几百年来走着络绎不绝的商贾、挑夫、车轿、马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扩建为成渝公路的一部分,每每车行至此,司机刚好歇脚。汹涌的车流带动了一条街——直至把辣子鸡烹制成一道风靡全国的江湖菜。可惜啊,成渝高速路通行之后,这条老成渝路就被时代厌弃了。辣子鸡从“一条街”慢慢减少,又还原至寥寥几家,标本式地存活于山道之边。可见,历史有其波谲之处。

总之,他们的逻辑很有趣。你要是不太计较的话,不乏新鲜感。只是,你并不能融入他们——我是说,没人能真正融入他们。所以,我依旧感到空洞。那是与在俗世里不一样的空洞。我想我还是在期待什么。并且,我能感觉到,在阳台上读书吸烟喝茶的时候,我附近有一些隐隐的气息。我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我。

你说你像云,如此捉摸不定,

宋尾,诗人,小说家。1973年12月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在《人民文学》《收获》《红岩》等刊发表小说,多次被各大选刊转载。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曾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七届重庆文学奖。鲁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

入院第二天,我和飞花在食堂吃饭,一个年轻的精分患者坐在旁边,飞花叫他二宝。我问二宝:“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我把咱家房子烧了。”“为什么呀?”“我解手时尿裤子上了。”“呃,那你烧房子干吗?”“我觉得很不吉利呀!我只想烧裤子,哪晓得房子也跟着烧起来啦!”

霎时,我有一种冲动,我觉得不管他在追求什么都不应继续被困在这里。应该由他自己决定自己想去的位置,不管那是什么地方。就像我一样。我打开手掌,对他说,给你看样东西。

“那么……”他说,“您请坐吧。”

“不,人永远都不会成熟。”他收起笑容,“只是变得世故而已。”

“你为什么住进来?”他拉开另一张藤椅,示意我坐下来。

飞花将开水注入杯中,对我说:“喝茶吧。”

是有这回事,我想起来了。

“还记得上次说你们报道有问题吗?”

“他——就是那个带队的家伙?”

上 部

他仿佛在安慰我:“其实啊,自古以来,热衷于讨论鬼神的也都是些大学者。这又是为什么?当人越来越迷恋和倚赖科技,谁能保准这不是另一种迷信与偏见呢?”

他从我手掌里拈起塑料钥匙,迷惑地看着我。

3.奇谈

这座城市里,“歌乐山”一词有着极丰富的蕴意。比如重庆人常说:“你娃是从歌乐山上下来的吗?”外地人很难理解,但翻译成普通话就明白了:“靠!你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说你从歌乐山下来,就相当于说你是神经病。这是方言语境的生动与微妙之处。

“是啊,你没病,你精得像鬼!”

他顿了顿说:“抱歉。”

“住了这些日子后,就没那么强烈了。”我如实回答。

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要遇见多少人。有些当时看似重要的人物,过后你却怎么也记不起来;而有些人,仅仅只是跟你短暂相处,但分开再久也不会忘记,比如他。快十年了吧?我从未真正忘记过他。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庭。他说:“现在你可以看到真正的病人是什么样的。”

午后起床,按照医生的叮嘱,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自己吞咽下两粒丙咪嗪。镜子里那个人总是让我感觉不是很适应,我始终觉得,那并不是我,我应该要比他耐看一些。可惜,这就是我。

4.下山

我们笑了起来。

“可怜。”我叹道。

“少来,人家不是病人,”飞花说,“是来我们医院体验生活的。”

入住房间时,手机响了。我看了看,随后挂掉。一个陌生电话,现在这种骚扰电话太多了。下午,同伴们在溪水边钓鱼,我则在树荫下躺着翻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手机铃声将我吵醒,又是陌生电话,我掐了。

“你知道的。只是周围的环境把你限制住了,你需要穿过窗子。”说完,他盯着围墙,似乎那里真有一个所谓的窗子。

“当然要,鬼也吃人类的食物。只是,鬼吃东西与人不同,主要是靠一种动作——嗅。”他问道,“你有没有面对满席佳肴却毫无食欲的体验?”

除此,歌乐山还是举世闻名的“辣子鸡丁”的发源地。作为成渝古驿道的必经之地,歌乐山窄隘的山道上,几百年来走着络绎不绝的商贾、挑夫、车轿、马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扩建为成渝公路的一部分,每每车行至此,司机刚好歇脚。汹涌的车流带动了一条街——直至把辣子鸡烹制成一道风靡全国的江湖菜。可惜啊,成渝高速路通行之后,这条老成渝路就被时代厌弃了。辣子鸡从“一条街”慢慢减少,又还原至寥寥几家,标本式地存活于山道之边。可见,历史有其波谲之处。

“这样看来,”他解释说,“至少你内心是有这个意念轮廓的。”

“那省部级的呢,如果镇上出了这种人,恐怕是人人都是知道的吧?”

那个人呆呆看着池塘,一脸灰白,“你的汤要熬干了!”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该不该交给他。那时我总以为会一直留在此地呢。说来奇怪,当你适应了一种环境之后,对于其他的环境就会产生恐惧和排斥。我想我理解了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个管理员老布,离开监狱的结果是让他选择了自缢。另外我也有自己的私心,毕竟在这种世界的角落里,能有一个合拍的可以说说话的人,无疑是一件愉悦的事。

她这么一说我马上就有印象了,大概两个月前在我供职的新闻周报上曾经报道过这样一群另类人物。

“信这个。”他伸出手掌,“世上的人都信这个。其实吧,鬼在公开的场合总是受到怀疑;但在私下,总是有秘密的相信者。——这是康德说的。而我觉得,所谓信仰,更像是一种潮流。比如神,一百多年前,大家都是信的,现在彻底不信了。现在大家信什么呢?就算有信的东西,说不定几百年后,人人又不信了呢。”

“少来这套,你其实早就猜到了。”

我等着他向我请求什么,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沉闷地吃完饭,去院区散步,在院墙上,是一些涂鸦和留言,都是这里的病人题写的,其中有一行字体写得特别醒目,字迹有一些笨拙的天真:

“噢!”他走过来,伸出手,“我是杨青,欢迎来到奇妙世界。”

“我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其实,慢慢地,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有时觉得,死亡,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东西。”

卧室没人,飞花径直走向户外,我则留在客厅书柜前,那里面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一摞书随意地搁在桌上,有的被翻开,做了标记。显然是新近阅读过的。我被这些书吸引了。严格地说,我被这些奇怪的一致性吸引了:《不该存在的现象》《被禁止的知识》《搜神记》《中国鬼神文化》《山海经》《太平广记》,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生僻的书籍,比如《北斋妖怪百景》《鬼节考》《黑夜史》《幽冥怪谈》……我翻开一本《百鬼夜行》时,一页纸片滑落下来,我捡起来看了一眼,上面写有两行钢笔字:

他摊开手,显示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这我倒是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一位读者。

好吧,我老实告诉他——再说他跟我之前的生活毫无交集——她爱上了另一个人,事实上她早跟他在一起了,但我却毫无察觉。

他怔了一会,说:“你待这么久,也该下去了。”

“倒是有点像。”她也笑,随后悄声说,“是他父亲——市里一位大领导,这个你要给我保密哦——特地安排来这里修养的。”

“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经常说到跟你分手的女友。”他侧过脸,问道。

我想了想,还真是经常有这种状态。

他撒开手,眉头蹙起,又慢慢松弛下来,微笑着:

“绕来绕去,还是不说实话。”他笑起来。

“说什么这么欢喜?”

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

“对,就是如此。他们对于灵魂的认知,大都停留在鬼片和恐怖片里。只是看电影和鬼故事已经不大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他们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在那自娱自乐,也没错,但我不该在其中。”

“各种原因吧。在一起待了五六年,就像洪水过后,河沟里的石头和淤泥显露了出来,又遇上天旱,清清的水流消逝了,淤泥与石头晒成了坚硬的板块。”

最正常的病人?

他摊开手,显示出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

“人这个东西实在是奇怪,信佛,也信神,但却不认同鬼,这是什么心理?”

他有个弟弟,大概六十多吧。每周来看望他一次。我觉得那个衣着打扮得像是乡镇退休干部的弟弟才更像病人。每次来探望,总是和哥哥相对而坐,嘴里则滔滔不绝说些什么。有一回,他吹到自己的国画长卷刚“赠送”给了好几个国家政要,彻底打开了国际市场……他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而他的哥哥一言不发,始终保持那个表情,盯着另一个方向。他的表情让我觉得悲伤,而他弟弟疯癫的话语又让我觉得想笑。

“鬼看似是无形的,但是既然有人能见到鬼,而且根据描述,鬼的形状各异。说明鬼也有自己的‘炼形之术’。这说明,通过修炼,鬼的身形可以从无形而成小型,继而则能像人一样长大身躯,到圆满的境地就可以近似于无形,自由地穿行于阴阳两极——其理跟修佛是异曲同工。”

这里要稍稍说一下我自己。虽然我非故事的主角,但如果没有我,这个故事也是难以展开的。不必担心,我的篇幅大概也就占到几百字。

“什么意思?”

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庭。他说:“现在你可以看到真正的病人是什么样的。”

“这样看来,”他解释说,“至少你内心是有这个意念轮廓的。”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突然很泄气。面对他时就像对着一团有吸力的海绵,你觉得它包围你了,你刺出锐利的箭头,却丝毫无用。就像你明明知道这并非真的,但是这些事物经他说出后却自有逻辑。而你就在那个逻辑里。

“你为什么住进来?”他拉开另一张藤椅,示意我坐下来。

“我是汤圆啊。你不记得了。”说着就俯身捉住对方的手臂,一把将他提溜出来。

“哎!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邀了好几次,飞花终于答应出去吃个便饭。那是一周后了,她当班的一个中午。我在镇上的辣子鸡馆订了位,就我们两个人。我向她对我的照顾表示感谢,她一直抿着嘴笑听我念叨那个可以看见风景的房间,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你并不是唯一享受这种待遇的。

她自然是很有故事的,但这不是我想要述说的内容。只能说,没有她,我不会很顺当地住进精神病医院。这种经历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事实上,即便有这层拐弯抹角的关系,要想住进去依旧是麻烦事。除非:我有病;或更好的理由。

我意识到自己的直觉没错,是有这样一个人,就在三楼。他可以轻易看见我,而我却不容易捕捉到他。这是由于建筑的结构和角度使然。

“因为你知道你要什么,你很清醒。”

“就是没法解释的意思。”

飞花端着茶盘过来,杨青赶忙起身,抢着将茶具放在桌上,歪过头对我笑道:“你看,有我这样识大体、懂礼貌的精神病人吗?”

“照你这么说,这世上还真有鬼?”

他的表情当中,既有天真的诡怪,又有博学的严肃,而他描述的场景让人打个激灵。

就是这个老头,突然上吊了,发现后送到急诊室,心脏已骤停。听值班护士们议论说,老头下午还耍了一会儿纸牌,赢了十几块钱。于是,我大概也知道了,一个抑郁者的离去往往是没有什么“重大缘由”或明显诱因的,一个转瞬之间微小的念头就能让他弃世——这种可能随时都存在。

这我倒是没想到,能在这遇见一位读者。

“可是,你不是没去吗?!”

这晚我第一次在山上失眠了。

这种突如其来而又极为强烈的焦虑让我备受折磨。我辞去工作,跟众多“联系人”断绝了来往。整天待在房间里,将窗帘关上,在电脑上玩一种叫作“空档接龙”的纸牌游戏,这也许是世界上最老式的电脑游戏,大概也是世界上最无聊的纸牌游戏。但我需要这种无聊。

他笑:“对嘛,你看,他们宁愿信国外的鬼怪,比如吸血鬼,不晓得多受欢迎。”

“欲望是有的,欲望有时还很强烈。但是欲望有时也会失去,你应该有过这种体验吧?”

你说你像云,如此捉摸不定,

“因为那是汤姆·克鲁斯和布拉德·皮特——我是男人也爱呀!”

可是他却悠悠说道:“从理论上说,鬼是人的魄,应当是没有身形的。‘画人易,画鬼难。’这充分说明,鬼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扑朔难辩。变形,这也是一种能力。”

毫无疑问,在歌乐山上的前三天是充实的。好奇心,新鲜劲,以及……巨大的自由。总之在这里我不再失眠,睡得香甜。好几个晚上我甚至忘记了做梦。

我有一份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鉴定结果:轻度抑郁症。但并没用上。热心的申飞花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她向院方提出了一份申请:一位在报社工作的作家希望来医院体验生活。这个理由是有强烈的现实背景的,前不久,该院一位值班护士深夜被发病的患者掐死了,院方也欢迎有人来给他们申诉郁积在心中的块垒。

我以为他会接着回答——不知道。

“当然要,鬼也吃人类的食物。只是,鬼吃东西与人不同,主要是靠一种动作——嗅。”他问道,“你有没有面对满席佳肴却毫无食欲的体验?”

“原来我是挺相信的。”我想了想,告诉他,“其实也不能叫相信,应该称为渴望吧。”

站在房间门口,我才知道飞花之前说的“豪华配置”啥意思:一个大套间,脚下是地毯,家具是实木的,组合沙发是真皮的,站在客厅从走廊看过去,那个尽头应该还有一个宽阔的露台,能看见青色的阳伞的一角,以及藤椅的靠背——从那能俯瞰到我的露台,但我却不易发现上面的人。

这就是那个老张了。我从身边经过时,他瞥了我一眼,带着一丝警惕。我想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所谓的职业病吧,就像这位尽职的保安,看谁都有点问题。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问,“每次你看到这个就开始发呆。”

“怎么被送来这里啦?”

他摊开手,显得很无奈:“消息报出来,没几天,我就出现在这儿了。”

可是他却悠悠说道:“从理论上说,鬼是人的魄,应当是没有身形的。‘画人易,画鬼难。’这充分说明,鬼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扑朔难辩。变形,这也是一种能力。”

“这样嘛,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你打过去,直接问那个安排我住进来的家伙吧。”

“到处级干部这个层次的,有多少?”

“一般来说,父亲不大会干涉这个吧,即使干涉,也不能这样极端呀——我不大理解。”

他给我介绍了一位朋友,这里的院长助理,据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名字比较诗意,她叫申飞花。

卧室没人,飞花径直走向户外,我则留在客厅书柜前,那里面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一摞书随意地搁在桌上,有的被翻开,做了标记。显然是新近阅读过的。我被这些书吸引了。严格地说,我被这些奇怪的一致性吸引了:《不该存在的现象》《被禁止的知识》《搜神记》《中国鬼神文化》《山海经》《太平广记》,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很生僻的书籍,比如《北斋妖怪百景》《鬼节考》《黑夜史》《幽冥怪谈》……我翻开一本《百鬼夜行》时,一页纸片滑落下来,我捡起来看了一眼,上面写有两行钢笔字:

我靠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

“你看我像是有毛病的人吗?”

1. 上山

“既然没病,医生为什么老要你吃药呢?”

我想,人都有一辈子不会说出的隐秘,这大概是我为什么始终不大能信任名人日记的理由,真正的秘密是不会记录下来的,只会留存在脑海里,留给夜深人静,一个人慢慢将它取出来,就像一块原本粗糙的矿石,被摩挲得光亮,但又喑哑。

我点点头:“可以减压吧。”

站在房间门口,我才知道飞花之前说的“豪华配置”啥意思:一个大套间,脚下是地毯,家具是实木的,组合沙发是真皮的,站在客厅从走廊看过去,那个尽头应该还有一个宽阔的露台,能看见青色的阳伞的一角,以及藤椅的靠背——从那能俯瞰到我的露台,但我却不易发现上面的人。

“正确。”她颔首。

按杨青的说法,一年多前他在天涯论坛开了一个帖,专门探讨神秘文化,后来一些网友找到他,希望建立一个群,方便交流。然后他就建了这个群。最初他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但是纯粹的线上交流已经不能满足越来越蓬勃的群友了。一些人提出,能不能组织一些活动。杨青觉得可以,与之同时,因为精力原因,他选拔了第一个入群的也是最为活跃的网友——“零点的鬼”替代自己作为管理者,负责各种互动的串联与执行。杨青本身并不反对组织活动,但是他倾向于活动本身的性质是:体验。而他渐渐发现,“零点的鬼”在后期执行的过程中,更注重于娱乐与噱头。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

说到数字,我电话里存的号码有三百多个。如果我要找人喝酒,可以毫不费力找上一二十个,足以塞满一间露天大排档。但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可以说话的”,其实也就是平平静静地,什么也不干,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也可以你一直听,我一直说。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坦诚,真实的。事实上,这很难,对任何人来说。总之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点,我拥有很多联系人,但我发现自己并没一个可以交心的人,或者换个稍微深刻的说法:同类。

“还是不吃吗?”飞花说,“我知道了,你去忙吧。”

陪我们坐了一会,飞花接到一个电话,“哦哦”应声下楼去了。这时杨青突然对我说:“你们对我的采写是有误的。”

“我觉得吧,群友提供你的照片,也许是一种尊重,而不是想要整你。”

“是啊,你没病,你精得像鬼!”

站在朋友的角度,我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并不具备可操作性。首先,他虽然被“安置”在医院,但仍是自由的,甚至是舒适的,也不存在什么压迫;再者,既然安排是其父亲的主意,症结就在他父亲那里。也就是说,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家庭矛盾。外人掺和进来不大科学;其三,帮个忙对我个人而言倒是问题不大,但后果不得不掂量。假如,我是说假如,要是我把他放跑了。院方追查下来,势必要牵连出飞花,那么,等于我是害了帮助自己的朋友。我难免很犹豫。

“当然这不重要。实际上,本身我就想解散这个群。因为我发现这些人,并不是真正对于神秘文化感兴趣,企图接近鬼魂只是他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你能理解吗?”

……

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害怕死亡,尤其是——想到人死去后会有很长很长时间是没有知觉的,人死掉了就不会再活过来,就浑身战栗。所以我怀疑人可能也有永生不死的,或者,人又变成了鬼,但,是不是每个人死去都会变成鬼呢?我觉得不是。总之,临睡前,我常常会胡思乱想。这种习惯甚至持续到我的青年时代。大概九岁时,隔壁姓蔡的婆婆老死了,灵堂设在堂屋中央,她躺在地上的草席上,干瘦的身躯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肃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和观察死亡。我躲在黑色的素布背后,耳边是巨大的哀乐,人们在尸体旁忙碌地经过,我居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在心里对她说:蔡家婆,你终于死了,你终于可以见到那些神或鬼,假如你能见到他们,请今晚托梦给我。那天晚上我很难睡着,既兴奋,又期待。遗憾的是,她并没托梦给我,我也没梦见鬼。醒来我很迷惘,我很失望。

“应该反过来说,相信鬼的存在对人有什么坏处吗?或者换一种参照,为什么没人怀疑UFO呢?可是世人声称见到UFO的与见到鬼的比例不同,你觉得哪种更多?”他诡笑着,“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答案。”

“两三千户吧。”

“为什么?”

“她为什么离开你?你一直没说。”

1. 上山

我摇摇头。

他的好心情看起来是真诚的。

“你的父亲不信鬼,也不信神,那他信什么?”

“我说的都是小时候的事了。其实,慢慢地,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有时觉得,死亡,好像也不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东西。”

杨青走下水塘,弯身对他说:“鱼儿哇,你又回海里啦!”

“没错。小时候,我们家是平房,晚上要到公厕解手的话,必须经过一条小巷,这巷子只能容一个人通行,小巷里充斥各种复杂的气味、浓重的黑暗。每次,我不得不从那条窄巷子走过,就好像经历一次从地狱回到人间的感觉。那个时候,灯光对我来说实在是再重要不过了。我感觉自己背负着一个没有重量的鬼,但我却触摸不到它;有时候我听到它在我身后弄出些声响,我不敢回头看,拼命往前跑、笔直跑。”

她笑道:“你不是老埋怨说在这里一个人还是很无聊吗?我介绍你们认识下,反正,楼上楼下的。”

“鬼的样子吗?”他摇摇头。

“你陪我一块吃,你也快干死了。”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一九二六年我在那里住了近两个月,我就是在精神病院遇见杨青的。

入院第二天,我和飞花在食堂吃饭,一个年轻的精分患者坐在旁边,飞花叫他二宝。我问二宝:“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我把咱家房子烧了。”“为什么呀?”“我解手时尿裤子上了。”“呃,那你烧房子干吗?”“我觉得很不吉利呀!我只想烧裤子,哪晓得房子也跟着烧起来啦!”

“真是神秘。”我感慨。

最正常的病人?

“都是朋友,莫客气哈。”飞花说完就往客厅走去,“我去给你们打水泡茶。”

我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姓宋,宋江的宋,尾巴的尾。”

“还有谁?”

“跟你一样,他是我们院区最尊贵也是最正常的病人。下午,我带你上去见见他,就这么说定了啊!”

“嘿,你还想得多哦!主要是院长怕他有什么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可以随时照应,放心些嘛。”

“在哪不能修养,为什么非要到你们这里?”我当然不理解。

比方说那次沸沸扬扬的佛图关“捉鬼”。“我根本就没去,我希望的是找个适宜的场地,静心去感受,捕捉各种物种的魂魄,但是他们把这个活动完全扭曲了,整成了一出闹剧,而且故弄玄虚地带上各种捉鬼的家什,搞了一套驱鬼的流程,念上几段经——恰恰是,这样的东西反而就受欢迎!”

跟杨青聊天,没有丝毫压力。他耐心地听我的故事,分析我焦虑的根源。比如工作,他分析说,我的问题在于把工作当成了事业,这个执念就使我的工作变得沉重了;又如感情,他说,其实是我自身出了问题。我不能两个都想要,贪心的结果是,两个都会丢掉。

我居然找不到可以反驳的言语。

在这种透明中,我混淆了生与死的界限。

“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含混地回答。

“对喽!六道里面也一样,能升到天道的,一万个人里头,一个也没有,得升人道的一万人里有几个,下地狱的也是几十人,鬼跟畜生最多,而在鬼道里,又分等级。成为鬼,与成为人差不多,成千上亿的精子去竞争一个卵子,成功变为活体的却只能一个。”他微笑着,“凡人皆有一死,但不是人人死去都能成为鬼,这是其一。其二,鬼也不是永生的,鬼也有自己的生死轮回。”杨青继续说道,“很多人或许不知道,鬼也是有寿命的。鬼也有生有死,——什么,鬼死去会在哪?不知道。就好比人知道自己会死,但却不知道死后的事情。不过对于鬼来说,也不是高寿就好。在《观佛三昧经》上说,饿鬼极长寿者八万四千岁。短则不定。《正法念处经》也说,饿鬼的寿命有五百岁,以人间十年是饿鬼的一日一夜来计算。这也够吓人的了,尤其是对饿鬼——这种高寿简直就是撕心裂肺的折磨。”

我突然意识到,杨青被困在此的原因,源自那篇报道,那是导火索。如果一个掌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被社会尤其是同侪知晓他儿子所信奉的这种文化,能接受吗?再说在那个体系,他接受得了吗?换成我,我硬着头皮也得把儿子洗白。关于杨青的父亲,飞花曾跟我提到过两次,但总是含混其词。当然我也没问过杨青。

“就吃药啊。不吃药就一直实心的,就没水了,就会干。”

这时飞花从阳台上喊了我一声,我慌忙将纸片插进书中,从走廊快步走向她,我看见一个人站在她身边,倚靠着栏杆,正注视着我走向他自己。

我突然意识到,杨青被困在此的原因,源自那篇报道,那是导火索。如果一个掌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被社会尤其是同侪知晓他儿子所信奉的这种文化,能接受吗?再说在那个体系,他接受得了吗?换成我,我硬着头皮也得把儿子洗白。关于杨青的父亲,飞花曾跟我提到过两次,但总是含混其词。当然我也没问过杨青。

我以为他会接着回答——不知道。

“人这个东西实在是奇怪,信佛,也信神,但却不认同鬼,这是什么心理?”

“我在楼下,也算邻居。”

他有个弟弟,大概六十多吧。每周来看望他一次。我觉得那个衣着打扮得像是乡镇退休干部的弟弟才更像病人。每次来探望,总是和哥哥相对而坐,嘴里则滔滔不绝说些什么。有一回,他吹到自己的国画长卷刚“赠送”给了好几个国家政要,彻底打开了国际市场……他一边说一边手舞足蹈,而他的哥哥一言不发,始终保持那个表情,盯着另一个方向。他的表情让我觉得悲伤,而他弟弟疯癫的话语又让我觉得想笑。

“某种程度上,精神病人近乎鬼。”杨青这样给我解释,鬼不在乎食物的精细与否,是因为他们平常吃的次数很少。清代有个学者叫袁枚,认为“鬼得一饱,可耐一年”。蒲松龄也研究过这个,他说鬼的舌头能像人一样生津,称为“鬼津”,一种类似于我们现代的冰激凌和浓牛奶的混合物,“冷如冰块,稠黏塞喉”。“所以鬼是很耐饿的”。

“绕来绕去,还是不说实话。”他笑起来。

“TA跟我在一起。”他笑得有点神秘,“我不想失去TA。”

在这行涂鸦前,他停看了许久。

在这行涂鸦前,他停看了许久。

护士们讲到老头年轻时当兵,后来一辈子单身。在病院待了七八年了,是老病号。我插嘴说,为什么打一辈子光棍?她们瞥了我一眼,反问道,“是噻,你说为什么呀?!”

晚饭时刻,杨青和老张去食堂,我上楼试了试,塑料钥匙捅进去,轻轻旋转,听到弹簧咔的一声,锁开了。

“欲望是有的,欲望有时还很强烈。但是欲望有时也会失去,你应该有过这种体验吧?”

算了吧。我心想,叫我去认识一个神经病?我已经够神了好不好。

上到三楼,是一个不锈钢门,飞花在门上按了一下钮,不一会儿,一个脸膛黝黑的中年人从里面探出,接着给我们把门打开,一边抱怨:

杨青走下水塘,弯身对他说:“鱼儿哇,你又回海里啦!”

据说,今年是重庆“史上最热夏天”。

我问:“刚刚听到投诉,说你不吃药。”

“什么意思?”

但不得不说,歌乐山精神病医院真是不错,因为坐落在秀美的歌乐山,挨着负氧离子成堆的国家森林公园,它也像是一座小小的乐园,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至少就环境与周边而言,是这样的。

“以后再说吧,你——信有鬼吗?”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我告诉他,“你知道,大门钥匙我是不可能弄到的。不过,我相信那个拦不住你。”

杨青?当然,我当然记得。

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午睡时,我心想,这个怪家伙就在这层天花板上面。如果他也午睡的话,必定跟我一样,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直到视线形成某种图案。

“天下所有的父亲不都这样吗?”

“当然,就目前——”他指着自己,又指向我,“在这种环境下,对你和我来说,共识是很重要的。”

“嘿,你还想得多哦!主要是院长怕他有什么需要,有个人在旁边,可以随时照应,放心些嘛。”

“还有谁?”

“你看我像是有毛病的人吗?”

“鬼也需要吃东西?”我觉得挺稀奇的。

“没打听过,兴许有一两个。”

但是,三天后我开始有些无聊。我隐隐觉得,其实我是从一个笼子到了另一个笼子。我把这种感受向申飞花坦陈了。她认为,这是由于我的“半径过小”所致。她建议我应该四处走走,在精神病院体验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你可以到病区逛逛呀,了解了解他们,兴许,他们能够给你带来一些灵感和素材呢?”

但不得不说,歌乐山精神病医院真是不错,因为坐落在秀美的歌乐山,挨着负氧离子成堆的国家森林公园,它也像是一座小小的乐园,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至少就环境与周边而言,是这样的。

一会儿一个年轻护士从抢救室出来,噙着泪,向外面的伙伴说道:“简直太惨了,脱了衣服,只剩一层皮了!医生都不晓得啷个下手,狠着心给他上CPR,哪晓得胸口上一按,胸腔就塌了……”

“对,就是如此。他们对于灵魂的认知,大都停留在鬼片和恐怖片里。只是看电影和鬼故事已经不大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他们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在那自娱自乐,也没错,但我不该在其中。”

“怎么也得有五六个吧。”

“什么错了?”

“你就要死掉了!”他说,“你快吃药啊!”

“怎么也得有五六个吧。”

我说别分离,这是爱情。

这就是那个老张了。我从身边经过时,他瞥了我一眼,带着一丝警惕。我想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所谓的职业病吧,就像这位尽职的保安,看谁都有点问题。

楔 子

歌乐山,不言而喻,一座相当著名的山。古名为涂山,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在山顶上搞过一次篝火庆功晚会,即“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宾歌乐于此”。不过我相信你们对这些附会的典故并不会有多少兴趣。就我的经验,绝大多数来歌乐山的外地游客,一般就是为了爬上来瞟几眼渣滓洞、白公馆,惊咋之余,不忘奋力在人群中挤出一道缝,摆几个pose,咔嚓几下,又随浩荡的人流匆匆下山。因为山下是另一个知名的低消费大众化景点——磁器口古镇,也就是民间传说里明朝失意皇帝朱允炆避难隐修的地方。

不得不承认,他有超乎常人的理性思维,他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脑子,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那种敏锐的洞察力。我实在不明白,这样的人竟然也会出现在精神病院。

我居然找不到可以反驳的言语。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杨青这个人,绝不是什么“神经病”。而且,我一直纠结于一个难题——他明确提出希望我帮他一个忙:协助他离开病院,也就是逃离这个禁锢地。

上山前我带了笔记本电脑,本来是准备无聊时写点什么的——当时我还不太知晓自由职业的艰辛——我辞职的理由就是,给自己一个写作的机会。可不知道是不是过于舒适反而让我失重。我甚至不知道该写什么,心里空荡荡的。没有打卡,没有例会,没有上进的需求,不考虑工分,没有情感的羁绊。我却感受到了一种空虚。

“怎么被送来这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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