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9822.com就此他们在小说中遍布不足的是批判精气神儿,张振金的那部《中华夏族民共和国今世小说学和文学》

发布时间:2019-11-23 16:4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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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种版本,都把秦牧的散文与杨朔、刘白羽并举,作为共和国成立之后17年间的“三大家”。对他散文的评价,基本上从主流话语的价值对其进行评论和定位,自然也就成为较长时间的一个共识。毋庸讳言,在那个无法改变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间,颂歌与颂歌模式制约着散文作家的创作,作家们在一个共同的审美框架中进行歌咏和书写,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规避的时代局限。自然,秦牧也不能例外。

读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

在历史局限面前,秦牧有着自己“言志”的艺术个性。对此,评论者和读者还没有发现与阐释。如果我们从“言志”的视角,重新认知其散文的价值,就会发现秦牧是一个别具意义的存在。他又明显地区别于杨朔与刘白羽。

范国强

散文“言志”的本义,由“诗言志”而来,是抒发心之所向的情感和志向。五四新文学之后,则赋予散文以“自我表现”的特有含义,运用到学理上,“自我表现”是“五四”新文学打倒“文以载道”的同时,而建立、置换的散文美学之核心理念。可在散文的“颂歌”时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载道”,消解了个人的“言志”,五四的“言志”传统以及30年代林语堂等人的“论语”派的 “闲适话语”。在“言志”被禁锢的年代,文学制度要求作家用大一统的思维表现为政治服务、为时代歌唱、为工农兵立传的“载道”;而敢于“言志”的,也就是秦牧的散文。他在《艺海拾贝·跋》里说过:“美学,也好像变成十分艰深的东西了。这使我不由得想起自然科学出版物中《趣味天文学》《趣味物理学》一类的书籍来……世上既有那种趣味的自然科学的著作,自然也应该有更多趣味的文艺理论……这本《艺海拾贝》,就是我一个小小的尝试。我寓理论于闲话趣谈之中。”那个时候,虽然不能用犯忌的“闲适”字眼进行表述,但秦牧将自己诉求“闲适话语”的审美趣味,婉转地以“闲话趣谈”来表明他的用心,充分显示他“言志”的特立独行。他当年的胆识及他创造的散文美学价值,是当代文学史应该给他写下的光彩的一笔。

女作家铁凝有句耳熟能详的话:散文河里没规矩。这“没规矩”自然是指的散文这种文体最自由最灵动最不受羁绊而言。这话自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如果将这“规矩”理解为不是仅指一种或几种散文固定模式和思维定式,而是借喻符合散文创作规律的已经日臻成熟的所有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的话,那么我们则应当承认,散文河里是有“规矩”的。张振金的这部《中国当代散文史》,无疑是在充满好意地引导读者散文河里“寻规矩”。

《艺海拾贝》这部关于文艺理论的随笔,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版,在他个人出版史上创下印刷发行逾百万的纪录,是因为读者的欢迎,充分表明“言志”是广大读者喜欢的趣味。不仅一本《艺海拾贝》,《贝壳集》《星下集》《花城》《潮汐和船》等散文集,都是他在颂歌时代以“言志”理念进行书写的作品。它们同样被读者所欣赏,而且认同他“言志”的文学魅力。既往肯定的所谓知识性与趣味性,其实是秦牧散文“言志”理念的演绎。他谈古论今、海阔天空地说历史、说人物、说故事、说花草、说名胜、说奇闻趣事,看上去是传播知识,究其实,这些不过是他散文依凭的题材而已。真正的魅力,是作家的“言志”,即通过有趣味的知识传播,来阐释散文中与众不同的个人思考。一般散文作家都应时代的要求,进行一统的思维,故而他们在散文中普遍欠缺的是批判精神。而秦牧的可贵在于,他不仅在散文中表现着歌颂性的“载道”主题,而且还表现着某种程度的、尚能存在的批判精神。《不老》《复杂》《土地》等作品,是杂文式的“言志”,分别批判着享乐主义、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封建专制的特权、剥削阶级占有土地的罪恶等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要不断鞭挞资产阶级的腐朽事物,批判剥削阶级思想,为消除旧社会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污秽而斗争。”虽然是有限制的批判,但秦牧的批判精神在当时却显得有超常的难能。新时期之后,秦牧将他的批判精神发挥到解放思想、正本清源的新的高度。《鬣狗的风格》,刻画鬣狗猥琐难看的模样,狡黠懒馋的行藏以及看风使舵的风格,以此为 “四人帮”一伙及其“震派”“风派”人物的写照传神。《犬的飞升和马的枪决》,讽喻封建专制的“福荫”和“株连”,甚至对某个大队送给王光美同志的一匹骏马,因批判刘少奇同志的需要而“执行死刑”。诸如此类的作品中,新时期以降的秦牧将他的散文当做匕首和投枪,对“四人帮”及其极左的思想行为、对既往“左”的方针路线政策,进行了“载道”思维的严厉批判。

当然,这所谓的“寻规矩”,也不是让初入散文之门的读者都去亦步亦趋某一个作家创造的某一种“规矩”,须知再好的“规矩”一旦“被样板”便难免沦入单调和僵化,使散文变成“木乃伊”。“寻规矩”是引导读者在对各散文大家创造的各种“规矩”的学习、揣摸、比较、对照中,去寻求、探索、融合、创新出适合自己创作的最佳方式,以形成自己独特的散文风格。实际上,现实中的散文后起之秀大多就是这样在“寻规矩”中练成的。

长期以来,文学史家与理论家把“载道”与“言志”人为地割裂起来。这是五四文学革命彻底打倒与批判“文以载道”而遗留下来的一个错误。彻底批判“载道”是一个错误,将“载道”与“言志”人为的对立起来,又是关联的另一个错误。新文学之后,对“言志”与“载道”之间关系的解释,基本上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周作人的“敌对说”。他说:“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他认为“载道”是偏于政治的,而“言志”是“浸在自己性情里”的说理抒情,两者是不相容的。二是朱自清的“矛盾说”。他在论述新文学时说:“一方面攻击‘文以载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载另一种道,这正是相反相成,所谓矛盾的发展”。两说意思基本相同,都强调两者的互悖。因周作人与朱自清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学术界也就在学理上将他们的观点作为正确的学理而延续至今。秦牧的散文一方面恪守传统的“文以载道”,立意在“道”、阐释主流话语的微言大义;另一方面又自由自在地书写自我的感触、感悟和感情。他在创作实践中间,将“载道”与“言志”两者整合并整一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践行的“闲话趣谈”、寓教于乐的理念;并对互悖的理念进行反正,反复说明“言志”与“载道”的整一,是可以也是应该整一,这是符合科学的学理认知。新时期之后,在《长河浪花集》《长街灯语》《花蜜与蜂刺》《晴窗晨笔》《北京漫笔》《秋林红果》《和年轻人聊天》等10多部散文集中,他更加自觉地将“小我”的“言志”,与肩负时代、民族和祖国道义之“大我”的“载道”,浑成为一;通过“言志”的方式,对充满文化悖论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言说他自我感悟的分辨、细析与针砭,反复自证“载道”即“言志”的个人信念。

恕我戏言,正是抱着这种“寻规矩”的“投机取巧”动机,我才冒着酷暑一气读完张振金的这部大著的。老实说,像这样洋洋四十万言的纯学术专著,没有这股动力真还难以坚持读下去。作者没有让我失望,我的热汗也没有白流,读后我欣喜地发现,中国当代散文这条已流淌大半个世纪的长河里,所形成的“规矩”竟是如此绚烂多姿,令我目不睱接。

秦牧在“言志”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经验。

我以为,这部书的最成功之处,是将中国当代散文诸大家的独创“规矩”分别作了具体入微的阐述与辨析。书中介绍了一大批对中国当代散文卓有贡献的大家和他们的散文风格,使读者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读者通过散文巅峰俯瞰,既可了解到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和大致走向,更可从中领略到中国当代散文的百花齐放和争奇斗艳,从而有益于提高读者的散文素养和审美能力。

首先,秦牧独创了“杂文—小品”的散文文体。一般来说,偏重“言志”的散文,绝大多数采用小品文的体式,即叙事性、抒情性的散文体式。而秦牧多数采用的是杂文与杂感的文体形式,来进行他的“言志”书写。秦牧走上文坛,是以其由前辈作家叶圣陶亲自审处、于1947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秦牧杂文》开始。以司马文森的话说,他是“以打手的姿态”进入文坛的。如果以其《社稷坛抒情》《花城》等作品,认定他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家,那是不太确切的。实际上,他是一位杂文大家。1981年,我写了一篇评论秦牧散文的论文《论秦牧散文的艺术个性及其风格》,发表前曾寄给他看,他在7月2日的回信中说:“关于……杂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议论中的抒情韵味,放纵与控制等方面,我以为见解是贴切的。”他自己也很坦白地承认他是以创作杂文为主业的。以杂文文体进行个人的“言志”,而不是一般作家所采用的小品文,这是秦牧的个人作派。于是,杂文在他的议论里兼有了小品的“抒情韵味”;也可以说,在秦牧的笔下,通过“言志”将杂文融入了小品的品格。因此,秦牧的散文体式是很特殊的,他将杂文精致化,演绎为精致的“美文”,这是他对散文文体创造的一个积极贡献。当代文学史上有“南秦北杨”之说,杨朔是借鉴古典诗章,将散文进行诗化,创造了“杨朔诗体散文”;秦牧是借鉴鲁迅开创的现代杂文,进行化雅为俗的处理,融叙述、议论、抒情于一炉,很“文学”地创造了杂文即小品的“秦牧体”的诗性散文。

我们不妨来看看这部书中所介绍的散文大家们所创造的各种“规矩”:

其次,秦牧注重絮语,是他散文惯用的“言志”方式。从源头说,絮语来自英式随笔。中国现代散文接受、整合了英式随笔中人本主义的“自我表现”,故而开创了走笔行文的絮语作风,一直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厨川白村曾经对英式随笔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性谈话……”。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间,随着“载道”理念的强调与回归,宏大叙事的豪言壮语代替了现代散文的娓娓絮语。秦牧的可贵在于,散文文本中的言说,依然坚守絮语作风,而且成为他一贯的诉求。他在《花城》后记里说:“每个人把事物和道理告诉旁人的时候,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这里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这段话,基本上与厨川白村描述的特征一致,强调了絮语的自然、任性、率真、宽松,强调了言说语言的自由,更是强调了言说者心态的自由与对读者的真诚。很多作家在十七年时期,用巴金《随想录》里的话说,“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不敢对读者讲真话、心里话;秦牧却能够把心交给读者,在《花城》等集之中,虽不能说他的心向读者全部敞开,但他至少坚守着“言志”的话语方式,在读者面前不拿架子、不装腔作势,不做说教的高头讲章,而以自由的絮语方式,让他的读者感到他的“言志”的亲切真诚。新时期给秦牧以审美心境完全的自由,他所写的全部散文,心无挂碍地向读者“聊天”,书写自己内心的精神生活;爱恨什么,美刺什么,随感随写,不藏不掖,汩汩滔滔全部倒出。他的絮语表现出心灵全盘的真实和澄明,同时在臧否针砭之间,还时时增添了发自內心的幽默和诙谐。

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散文中,最先印入读者眼帘的是军旅作家魏巍,其代表作是《谁是最可爱的人》,他的散文风格是“通讯散文化、抒情化,更富有文学情趣,以一种轻松、活泼、优美的情调贴近读者”;女作家菡子,其代表作是《我从上甘岭归来》,其风格是“真实、朴素、细致,散发出生活的芳香和诗意”。秦兆阳的散文“深沉而朴实,清雅而旷达”,柳青的散文“善于以小说的笔法塑造人物形象,语言朴素生动,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而建国后十七年中被誉为“当代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刘白羽,更是体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的创作风范,并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杨朔“拿散文当诗一样写,以诗的意境见长”,其代表作是《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秦牧“发挥知识和联想的魅力,偏重在叙事中言理,以理趣取胜”,其代表作是《艺海拾贝》;刘白羽“追随时代的脉搏,以热烈昂奋的政治抒情著称”。其代表作是《长江三日》。他们散文创作的成败得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散文创作的成败得失。

秦牧的散文创作留给当代散文的经验,最重要的,还有他“言志”的绝对自由。在秦牧的散文里,立意是自由的,没有刻意的构思;章法是自由的,随着他与读者的“聊天”,无拘无束,是控制下的放纵;抒情是自由的,随着记叙的展开,通过他画龙点睛的议论,而融情于理;絮语是自由的,他用明豁畅达又不乏清丽的语言表述,做到无不达之隐的自由。 “言志”,是源于一种文学创作的自由心态,散文尤然,因为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如果精神压抑、心理障碍阻滞,或者“载道”的主题先行,那定然做不到“言志”的轻松与自由。秦牧在立意、章法、抒情、语言等方面的种种自由,是源于秦牧创作心态的绝对自由。散文是语言创造的艺术。在秦牧的种种自由中,笔者尤其欣赏他的语言的自由,欣赏其炼字炼句方面超人的功力。以理论研究而论,他专门写了《语林采英》一书,探讨语言表述的审美境界;以散文语言修辞而言,他以譬喻、排比、叠字叠韵、隐喻反讽等,以点化语言的张力和典雅色彩;以语言的通俗化而言,他又注重化雅为俗,尽量使用口语的词汇和节奏,以增添絮语的韵味与氛围。总之,语言的最大自由,是使秦牧的“言志”取得潇洒自如风格的切实保证。

十七年中还有相当一批散文作家是我们所熟知的。如吴伯箫,他的散文“积极、真纯而朴实”;曹靖华,其“记述笔调是质朴、轻松又富于情趣,在‘纵情神聊’中流淌着淡淡的诗意”;袁鹰亦是以“诗意淳厚”为显著特色;郭风“善于抓住事物的个性和特色,通过‘移情’手法把自然景物人格化、生命化”;何为“叙事简洁清朗,构思新颖奇巧,立意清新高远,笔调富有诗情画意,以写人为主要特色”;魏钢焰“有革命激情和时代精神”;陈殘云的作品“有浓郁的‘粵味’和‘水汽’”;杜埃的显著特色是“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是“细微的描写与热烈的抒情”;邓拓和陈笑雨都是以杂文见长,杂文也是散文的一个分支,他们的杂文则是以针砭时弊、鞭辟入里为特色。

如果说五四现代散文建立了“言志”的传统,那么,上世纪30年代小品热的再度升温,是言志传统的再度发扬。如果说之后几十年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首的“言志”派逐渐式微,那么,秦牧则成为“言志”文脉承传的“中间物”。他是共和国17年间“言志”的另类,是承继五四散文“言志”传统少数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散文家。新时期以降,汪曾祺、叶兆言等“言志”散文家的崛起,则是链接了孤独已久的秦牧。从某种意义上说,秦牧的文学史意义,是他的“言志”的传承,在于他是一位创造“言志”文体的大家。

新时期以来的散文介绍是这部书的重头部分。它始于1977年年底,延至如今。其起势“是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景象,是多元蓬勃、壮阔浩荡的世界”。随后涌现的老中青散文作家和作品如雨后春笋,风格各异。老作家巴金是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是《随想录》,其风格“一是说真话的精神,二是批判的胆识,三是自审的意识”。他认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和生活的一致’,主张‘把心交给读者’”。自《随想录》以后,影响了整个散文创作,造成了一种冲击波。随之而来的,是挽悼与反思的散文大量涌现,丁玲、韦君宜、丁宁、杜宣等作家在此期间都写了大量此类的作品。此外,宗璞主张散文“不只有真情实感,美丽图画,还要有议论”,她的散文“因为有闪着智慧之光的议论,增强了理性力量和精神深度”;杨绛的散文“以细腻传神的叙事为特色。不时可以见到一种趣味,一种幽默”;黄秋耘的散文“都是记叙一段往事来抒发深情,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带着淡淡的眷恋;对于一切被损害的美好事物,则表现深深的哀愁”;柯灵则是“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陈荒煤“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写人物性格特征,表现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和历史的探索”;徐迟“张扬了理想精神和批判精神,把抒情、描写、议论、叙述多种手法结合起来,完全恢复了散文写作的自由心态”;黄宗英“沉郁多于明快,歌颂中带有鞭挞,单纯里面见嬉笑怒骂”;柯岩“以诗的语言和诗的构思,营造一种诗的意境,表现人物的心灵美,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这一点尤与杨朔相似;陈祖芬“多用意识流和蒙太奇的手法,同时注意从内容出发变换手法,努力做到每一篇既有风格,又有创造”;理由“用小说手法把人物写活,同时又蕴含诗情哲理”;冰心的散文“率真流丽,婉约典雅”;孙犁的散文语言“一是善于以抒情的笔触叙事,二是多用白描手法,三是蕴藉婉媚,含而不露,四是朴素、平易、自然,五是从日常口语中提炼而成,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贾平的散文特色“一是不矫饰,不做作,自由地抒发自我诚挚的感受和真实的内心体验,二是着重描写生活常态和平易事物,三是讲究氛围的营造和情绪的捕捉,四是常以小说笔法去写散文”;汪曾祺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都不以描写社会重大题材见长,而是以勾勒地域风俗人情为胜。作品风格清丽淡雅,语言幽默风趣,笔法疏致散远,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气息”;张洁的散文“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是自由、多变、无拘无束、新鲜而怪异的。在内容上开拓涉及伦理、道德、爱情、人性各个领域,尤其是开拓描写女性内心世界的领域”;周国平“善于以随笔的形式,夹叙夹议地表现自己对于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思考,以哲理性见长”;余秋雨散文“给我们带来一种豁达宏大的气度,即所谓散文的‘大气’,潇洒飘逸,汪洋恣肆,既有理性的光芒,又有诗情的激发,充满了生命和活力、智慧和情趣,给人以极大的思索空间”;梁衡的散文“风格豪雄刚健,常常表现出一种澎湃浩荡之气”;张抗抗“特别重视在生活中对景观、事物、人性的揣摸,以及由此获得的艺术感觉和心灵顿悟”;李玲修“善于用电影手法来写报告文学”,诸如远景、中景、近景、特写,推拉摇移俯仰等等各种花招儿,她都拿来予以借鉴。**

这部书在叙述和分析中国当代散文大家的创作特色时,还有意识地将“规矩”趋同的作家们大致进行了归类,如将袁鹰、杨朔、菡子、何为等归纳为“酿造生活的作家”;将冰心、季羡林、张中行、刘白羽、贾平、林非、周明、石英、姜德明等归纳为由“说真话”到“写人生”的作家;将王蒙、刘心武、陆文夫、冯骥才等归纳为“以坎坷经历诉说人生”的作家;将王宗仁、杨闻宇、高洪波等归纳为“以豪壮基调表现军旅人生”的作家;将余秋雨、张承志、周涛、史铁生、韩少功、梁衡等的散文归纳为“文化散文”等等。如此归类以后,再去细究他们各自的散文风格,则更易于使读者了然于心了。**

看文学评论家如何点评散文大家及他们的作品,的确是一件很有兴味和启迪智慧的事情。但凡论述文史之类的书,都是极不容易的,因为这既是在点评文史又是在点评文人。这两个“点评”欲求恰到好处,这就要求作者一是要尽可能的多读书,二是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三是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要能“发人之未发”,而不只是吃别人“嚼过的馍”。非博览众家不能成其此书,非学养深厚不能成其此书,非真知灼见不能成其此书。然而毕竟中国当代散文家灿若群星,当代散文浩若烟海,即使作者再如何竭尽全力,总难免有遗珠之憾。据笔者观之,作者对新生代作家的介绍较之前辈作家介绍就相形见绌一些,譬如笔者所在湖北的文学楚军就鲜见介绍,这可能与作者对新生代作家关注的视野尚不够开阔有关。

关于阐述中国当代散文的著作,作者此书介绍已有不少,同名的也有几位:如1990年卢启元主编的《中国当代散文史》,1995年邓星雨的《中国当代散文史》,2001年徐治平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同一题材的还有1996年王尧的《中国当代散文史稿》,佘树森、陈旭光的《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张振金的这部大著出版均在他们之后,既凝聚了前者大家研究的精华,又有作者个人研究的结晶。

我没有看过前面几位的论著,但我坦言,我对张振金的“这一部”书是持有好感的。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当代散文的正史,是在主旋律的前提下对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概貌的总扫描,并由此生发对中国散文总的状况和诸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的切中肯綮品评。这部书的好处还体现在诸多方面,如观点正确,思路清晰,见解独到,分析辩证,叙述流畅,文字干净。应当说,这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颇能阔人眼界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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