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坐在甜秋的厅堂里,如若在镇里读初中

发布时间:2019-11-23 16:4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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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卫生院回来,甜秋只带回了一件汗衫和一条白长巾。汗衫和白长巾裹着的血浆,已发紫发硬,血腥味却更浓烈更醒目。她的眼睛哭空了。空空的眼睛,像个裂开的核桃壳。在马路上,她骑着电瓶车,弯弯扭扭,双肩剧烈地颤抖。她呃呃呃,呃了好几次,控制不住,吐了出来。她停下车,蹲在水坑边,清黄色的胃酸哗哗喷射出来。泪水在脸上风干,粘着灰尘,留下印痕。她坐在地上,掐住自己的喉咙,指甲陷进肉里,头不停地晃,晃,晃。水坑里的月亮也在晃,像一只跑来跑去的兔子。她用手,捶打自己的胸,仰天长叫:“爸,爸,我的爸。”

文/郝明

月挂窗角了,我陪着我妈和几个老人,还坐在甜秋的厅堂里。甜秋推着电瓶车,摇摇晃晃进了巷子,把车停靠在屋檐下,邻居赶紧过来扶甜秋,说:“灶锅里温着热粥,去喝一碗,喝了才可以撑下去,你都快瘫下去了。”甜秋抱着汗衫和白长巾,坐在楼梯台阶上,又呜呜呜哭起来。哭一声,呃一声,干燥,没有杂质,声带像磨着砂皮。节能灯刺刺刺刺,忽暗忽亮,白光一跳一跳。蚇蠖蛾和白蛾在灯下扑闪扑闪,掠起卷枯叶一样的翅膀。我妈端出一碗粥,说:“喝一碗粥,甜秋,你手上衣物给我洗洗。”甜秋把衣物抱得更紧,胸脯急促地起伏,哽咽地说:“血,血,都是我爸的血。”

2002年小学毕业后,我去了县里(现在已改为区)读书。这当时在村里,是很荣耀的事。

汗衫是她父亲多多身上脱下来的。我说:“你爸不会有生命危险,可能一年半载不能做工了,他脑震荡比较严重。好好读书,是你对他最好的安慰和报答。”

家乡的西边有一所初中,那是镇里唯一一所初中,周边的村儿、屯儿都要到镇里来读初中。我有幸出生在镇里,如果在镇里读初中,是很方便的,不必像他们一样每天“通勤”。

傍晚,多多从竹架跌下来,是因为这一个多月,为甜秋读书过于操劳忧心,产生晕眩,而跌落。长时间奔波,内耗,忧心,就算铁打的,也会被摧垮,何况是一个肉身呢?

小学5年时间里我一直是班长,老师来时喊起立的那种,牛得不得了。当然成绩也不错,始终在前5名。这也是父母对我去县里读书给予厚望的原因。

甜秋在镇里读初中,中考成绩不理想,离省级示范高中分数线差47分。镇中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县里的名牌中学,名师荟萃。十几年前,名师陆陆续续进城,或退休,走不了的老师,要么吊儿郎当,要么参加工作没两年。上班,办公室摆上了麻将,门关起来赌博。校长星期一早上来,晚上回去,到星期五再来,报一个星期的开销,也不管教学的事。学校衰败下来,经济条件好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多多也想送孩子去县城读,可没钱。三年前盖了一栋三层半的楼房,还欠了十几万,房子也只是刷了一下墙,家具还是老家具,搬进了新屋,添了一台电视机。

5年级刚开学时父母就开始酝酿着这个计划,我在家里隐约会听到他俩的谈话。

新屋在马路边,是原来旧屋改建的。多多不是本村人,从洲村入赘到新莲家。新莲结婚没几年,丈夫马骨头在温州鹿城做工,被一群湖南人在街头打死。马骨头下了夜班,在“上饶餐馆”吃面条填肚子,椅子挤到一个湖南人的后背,发生争执。吃夜宵的湖南人有四个,殴打他,有一个人操起啤酒瓶,打他头。马骨头晃了晃身子,瘫倒在地,再也没醒来。湖南人嘟囔了一句:“不要装死呀,人哪会这么容易死,上次打了十四个啤酒瓶,那个人都没死,你一个酒瓶挨不了啊。”湖南人扔下三百块钱,撒腿跑了。新莲没了生活来源,带着五岁的儿子骏骏,想改嫁。她婆婆不肯,说:“我好好的儿子没了,你不能再把孙子带走。”新莲是个孝顺的人,再也不谈改嫁的事。新莲清瘦,白净,但嘴巴尖尖,不是很讨邻居喜欢。她买了台裁缝机,做衣料加工。

母:“孩子上初中时叫他到县里上学吧,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相对好一些。”

村口有一栋五层的民房,做衣料加工的人,都集中在这里。义乌人一个月来一次,收衣料,付工钱。做一个月,新莲有两千来块钱收入。做了两年,村里来了一个木匠,洲村人,三十来岁,给祠堂翻修。木匠手艺好,虎背熊腰,手脚麻利,做事有模有样,脸上长满松毛针一样的络腮胡,但人老实。木匠在祠堂,三块砖搭个锅灶,烧餐午饭。木匠叫多多,三年前离婚,女人撇下三岁的女儿甜秋,去苏州打工,再也不回来。说是打工,具体做什么,谁也不知道。多多也没去过苏州,甜秋也没去过苏州。

父:好的。

祠堂翻修了半年多,多多和新莲结了婚。多多背着女儿,挑了一担木工工具,做了上门女婿。

父亲不善言辞,家里一些事都是母亲拿主意,父亲只负责行或是双手赞成。父亲是小学毕业,母亲是初中毕业。

村里人喜欢多多。他做事肯出力,闷头做。中考分数公布第二天,多多接了十几个电话,电话是职业学校打来的,说孩子成绩不错,被职业学校录取了,在职业学校读,以后包工作分配。这些电话,有来自新余,有来自南昌,有来自上饶,还有来自杭州和深圳。多多也不明白,自己的电话,这些学校怎么知道的。甜秋的班主任带着县职业高中的老师来家访,说读职业高中好,免第一个学期学费。多多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看看甜秋。甜秋低着头,不说话。班主任走了,甜秋说,职业高中没法读,学风不好,有几个女学生读了一年,大了肚子回家。过了两天,班主任又来家访,带着浙江常山服装学校老师来,说去服装学校好,学服装设计是时尚专业,一个学期只要三千块学费,现在去夏令营半个月免费,学费免一半,甜秋气质好,以后搞服装设计,会有名堂。多多说:“学费这么多,哪交得起呢。”班主任说:“你没钱,我先垫上。”甜秋玩着自己的手指,编麻花指。多多说:“读书是大事,等甜秋想想吧。”甜秋把爸爸拉到一边,说:“服装学校只有一块牌子,学生进去了,直接去工厂做事,这样的学校我不读。”

看来多多读书总是好的。

每天有老师来多多家里招生。有同学带来的,有任课老师带来的。来招生的,都是私立学校或职业学校。班主任又来了,带电子技工学校老师,说:“学电子好啊,信息技术是以后最吃香热门的职业,以后甜秋做了工程师,可别忘了老师。”新莲挨着门框,看班主任说话。新莲说:“甜秋读了三年初中,你一次也没来家访,现在考高中,差这么多分数,老师来得这么勤,以前来这么勤,甜秋说不定考上了。”班主任尴尬地笑笑,说:“关心学生读书应该的,老师盼着学生有个好前程。”新莲侧过脸,骂多多:“甜秋考得这么差,你也不多买些茶叶,天天有老师来家访,班主任把门槛踏烂了,茶叶都供应不上,还谈读什么学校呢?老师来一次,你陪坐半天,东家请你做事,闲话不好说出口呢,你听不到,我耳朵听出老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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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村里考上大学的孩子不少。去年,即2017年,全镇有十五个孩子考上二本或二本线以上,其中有八个出自枫林。今年村里高考,又考了四个二本两个一本。考上一个大学,村主任包三百块钱红包,表示祝贺,说:“这些孩子,都是优秀的枫林子弟,是好种子。”考上大学的孩子,初中在县城学校就读,考上省级示范高中,顺利入大学。村里在县城读小学初中的孩子比较多。读私立学校不需要家长陪读,省了不少事。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家长组织拼车去接,也方便。五辆拼车,把读书的孩子,一并接回来。

母亲说过,等我上初中时就给我买个传呼,也就是风靡一时的BB机。电影《乘风破浪》中年轻的徐正太屯了一箱子BB机,留做以后发财用,可见这件电子设备那时有多么火爆。

月末的星期五,傍晚,村口公路边站了二十几个老人,等拼车来。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做工。老人接了孩子,说:“饭菜热在锅里,烧了鸭子吃。孩子在家待两天,吃上两餐好吃的。”甜秋也想去读私立初中学校,多多不肯,说:“书是自己读的,只要自己愿意用心读书,在哪读,都可以读出来。”多多舍不得钱,一把斧头,哪劈得出那么多钱呢?新屋正下地基,用钱跟车水一样,屋上了两层的梁,便没钱了,钢筋水泥砖块都还是赊账的。甜秋懂事,读书也刻苦努力,成绩在班上也是最好的。

实际上,2002年BB机在与移动电话的对抗中已经“苟延残喘”,只是我这个土包子不知道而已。当然,这是后话。

可中考的时候,发挥不好。考试那几天,正是她例假期。甜秋痛经厉害,出血量大。她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做题目。这是谁也帮不了的事。

我暗自窃喜,每天心里都在诉说着渴望,头脑中无数次演绎了当传呼机标志性的音乐响起,我镇定自若地拿出来默默地瞄了一眼后又大方地放回口袋时的姿态。甚至痴迷到做梦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笑醒。

在县城考完试,回到家,甜秋对多多说:“爸,我可能考不上高中,肚子疼得晚上睡不着。”多多长着一张熊脸,说:“你考不上高中可怎么办呢?我做事的劲头都没了。”

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来临,

歇了一天工,多多回了一趟洲村。洲村有他老母亲。洲村和枫林只隔了一条饶北河,蹚水过去,过一个扁饼一样的田畈,便到了洲村。夏季,饶北河清浅,水不过膝。在沙场,有一座石埠桥。一个石埠,一个踏脚,过三十七个石埠,到了对面河滩。河滩在十年前,被挖沙机掏空,粗大的柳槐横七竖八地倒在河滩,却不死。多多十六岁跟他姑父学木匠,从拉锯解板劈木刨光开始,学了足足四年。做家具,做农具,做房梁,多多样样精。二十四岁讨了老婆春樱,多多很疼爱她。每天早早起床,烧好早餐,热在锅里,再去上工。下工了,还给春樱洗衣服。邻居说:“多多这么疼老婆,村里少有,疼老婆的人,心善。”春樱读过初中,在镇街“格力空调专卖店”当过三年售货员,又去了义乌卖油漆。老母亲私下对多多说:“小仔儿,疼老婆不要这样疼,疼在心里就可以,这样疼惯坏老婆,惯坏了的女人转不回来,人生下来有双手,双手是用来做事的,不是光用来拿吃的。”多多没听进去,说:“春樱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从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一直在做梦。每天上课无论老师讲的是二元一次方程还是平面几何又或者是某篇课文的中心思想等等,我一概没听。

没过几年,在苏州做小生意的姐姐春香在正月把春樱带去了苏州,说苏州工资高,找事方便。第一年,春樱三天两头打电话给多多,问女儿这事那事。还叫女儿接电话:“宝宝,有没有听爸爸话啊,想不想妈妈啊。”端午、中秋,还特意回家,看看孩子,看看父母。第二年,电话一个月比一个月少了,多多打电话去,她说了几句话,显得不耐烦,或者说手头还有事。过年了,也没回来。多多抱着女儿睡,冷到了心里。多多问春樱:“过年了怎么不回家,孩子眼巴巴等着娘呢。”春樱说:“不想回,窝在村里没乐趣。”

人偷过的懒总有一天会变成打自己的巴掌,每天做梦的后果是成绩一落千丈,如果说前4年我这个班长还算让人服气的话,最后一年那就是有名无实。

变了心的女人,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由于做了一年的白日梦,5年级的毕业考试自然是不理想。人总是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来形容一个人在外部条件不好时凭借自身的努力最终取得一定成绩。

读小学初中,多多每天骑电瓶车接送甜秋。尤其是读初中,早上六点半送去,傍晚六点接回来,风雨无阻跑了三年。晚上,甜秋做作业,他也一直坐在身边陪着。一张八仙桌摆在厅堂,骏骏和甜秋一人坐一边。

而到了我,这句话应该改成“情理之中,意料之中”。

老母亲有一个表侄,也就是多多的表哥,在洲村小学教书。他去问表哥,甜秋没考上高中,怎么办。他表哥说,下一代孩子没知识怎么行呢?当然读高中啊。

看到我的成绩不好,母亲气得“火冒三丈”。使出了她的绝招-掐大腿里子(东北话:大腿内侧)。

分数线公布下来,多多沮丧了。但他没责怪女儿。他知道甜秋尽力了。

疼得我哭天喊地,当时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招生老师天天来,招生电话时时来,让多多不得安宁。村里有十三个孩子初中毕业,有五个孩子读私立初中,考上了四个。在镇里读书的孩子,没一个考上。多多责备自己,为了省钱,害了孩子一辈子。县城有七八所私立初中,条件都不怎么好,租用厂房或弃用公办学校开办的,十二个人睡一个小房间,全校人共用一个大澡堂,一个楼层的宿舍共用一个厕所,伙食也不好。村里没考上高中的孩子,有三个已经去义乌打工了,两个选了职业学校,一个去学美容,一个去读卫校,一个去读幼师,另外几个还不知选什么。

成绩考成这样,还有脸要BB机,一切免谈。

私立学校到了暑期,派出所有老师,下到各个村里招生。一个或两个老师,包一个乡镇,提一个黑皮包。村口杂货店闲谈的人看见拎黑皮包的陌生人,咧开嘴巴笑,说:“又来了一个知识骗子。”最多的一天,多多家里来了四个学校的老师,其中一个老师,第八次来。老师坐下来,喝一口茶,拉开黑皮包,拿出一叠花花绿绿的印刷品,翻给多多看,说:“你看看,我们学校都是名师,这个李老师原来在市一中教物理,全省名师啊,现在退休了,到我们学校工作了。”老师把印刷品里的教师简介,一个一个介绍一遍,然后说学校的优势,中考成绩排全县第一,高考成绩仅次于省级示范高中。每个来招生的老师都这样介绍自己的学校。多多接待了几次,便不再接待了,也不接听不显示名字的电话。新莲烧水泡茶都泡烦了,塑料茶杯买了好几条,用不了两天,没了。新莲对多多说:“最不可信的人,就是老师了,像个骗子,甜秋想读哪个学校,由甜秋选,我们自己都没读两册书,哪有什么主意呢?好学校的老师会来我们家里吗?”

我完美地把“黄粱一梦”的文字版,转换成了视频版。成绩就是那个叫转换器的东西。

看见拎黑皮包的人,新莲就躲。有陌生人在门口问新莲:“这是李甜秋同学家吗?”新莲斜眼看看来人,说:“甜秋跟他们父母去浙江义乌了,有什么事,在她家门上贴张纸条吧。”

BB机没有了,好在还能到县里上学,算是为暗淡的结业典礼增添了一抹彩色。

几个还没选学校的同学,天天串门,也不知道他们天天说些什么。甜秋等县里降录取分数线。我休病假在家。多多带着甜秋来我家坐。我妈一边拉椅子给多多坐,一边对我说,多多已经来了好几次,想问问读书的事。我看了分数条,说:“甜秋语数英物理四科还是可以的,高中有潜力,能读好的高中,当然好啊,你问问甜秋自己什么意思,读高中会很辛苦。”甜秋穿一件夏装校服,手卷着衣角低着头,说:“想读高中,过一个星期会降分数线。”

不过,这抹彩色也在到了县里后转变成了黑白。

“我也说不来话。你能不能帮帮我,让甜秋上个高中。”多多说。他从裤兜里掏出老年机,又说:“几次想给你打个电话,又怕麻烦你。你的号码,我找你姐夫问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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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看我妈,又看看甜秋,说:“你能不能带我去找找一中校长?”

县里的初中,每个学生都要佩戴名牌,上面有照片、姓名、班级等基本信息。我不知道是为了管理方便还是为了抓人方便。

我说,我先问问吧,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先去忙,问好了,我告诉你。

县里的同学都是彩色的照片,而我却是黑白的,对,黑!白!的!

闲聊了一会儿,多多带着女儿走了。

每次站到队伍中我总是最好认的那个,胸前的照片就暴露了一切。

每年的夏天,我都会犯严重的失眠症。这样的节律性疾病,已经犯了十五六年。起先两年,我都吃药,也没什么效果。我也不知失眠症是什么引起的。犯病了,我回老家枫林住一两个月,病又无踪无影了。以前带小孩一起来,小孩读高中了,我一个人来。我天天在水库边,在饶北河边,在田野,走走,出一身汗,洗个澡,晚上喝两碗白粥,睡得香甜。

村上春树说:“自己少年时代始终为一些事自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可谓特殊存在,别人理直气壮地拥有的东西自己却没有。”

邻居爱来我家坐坐,和我说村里的事。谁得了什么病,谁的老婆留守在家跟了哪个男人,谁放了谁的高利贷,他们都会说。他们有什么难处,也会和我说。择校读书、批地建房、找医生,是农村人最难的事。我也会替他们找找门路。

我以为自己什么都有,只差一张彩色照片。那我就把照片翻过来。

暑假,最难联系的人,就是县城学校的校长。找校长的人,太多,校长手机根本不敢打开。校长四处躲,甚至躲到省外,具体躲在哪里,很少有人知道。校长有两个或三个手机号码,一个是工作电话,一个是私人电话。工作电话,从七月一日到九月十日,都是关机的。不躲不关机的校长,就是烂校校长。前几年,名校校长才关机,如一中二中,如六中七中,如一小二小。这几年,县城所有学校校长都躲。校长和校长,一窝一窝地躲。

但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有一种重要的东西我没有-没有知识。

十年前,县里提出“发展教育经济”,在学校四周大力发展房地产,把乡村学校优质教师,调往县城。去年,县城商品房空置率过高,县里提出,进城买房,子女可进城入中小学。一年下来,房子卖出八千多套,房价半个月一个价码,电视广告都省了。进城读书学童急增六千多人。县城中小学校长傻了,教室只有那么多,只有往教室里塞人,麻布袋塞棉花一样,最大班额达九十多人。

人家城里的孩子从小便接触《四大名著》《孙子兵法》,部分诗词张口就来。反观我嘞,从小便与泥巴为舞,同野鸡作伴。

过了三天,一中校长从大理回到县城。我带上多多去了他办公室。多多提着二十斤山茶油,背袋里装着两斤手工茶。“你带这些东西做什么”?我说。

我顿时觉得自己像刘姥姥一样看什么都好奇,见什么都稀奇。

“求校长收甜秋,不能空手去。”多多说。我拍拍他肩膀,说:“不需要的,再说,带这些东西去他办公室,很难看。”我们在村口等拼车。多多把长裤腿卷得高高,穿一双半裂鞋帮的皮鞋。天太热,脸上都是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滚下来。虽是早晨,阳光炽热,热气一浪浪在稻田上漾。灌浆的禾苗涟涟青色。三只白鹭一浮一沉,在饶北河上飞。天蓝得透明,幽深。我想起自己第一次坐车,去县城读书,天麻麻亮,坐在马路边的石块上,背一个帆布书包,提一个尼龙袋,袋里塞着菜罐和红薯片。我出去了,再也没回来;即使回来了,也像一个外地人。饶北河依旧在河埠头拐弯,堤岸上的洋槐和樟树更蓬勃更茂密了。

都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一起跑,我便落在了后面。

路上,拼车师傅说:“每天有几百号家长,站在一中门口,等降分数线,还有三十多个家长,在政府门前广场拉起长横幅,排成一条长龙,要求县里解决读书问题。”我说:“降分数线,已经降了一次了,不会再降了,又不是股票下跌,一天跌几次。”

心理学中有句话:“想知道一个人自卑什么,不看别的,就看他掩饰什么;想知道一个人的内心缺少什么,不看别的,就看他炫耀什么”。

在学校池塘边的柳树下,我们见了校长,站着说了几分钟。校长同意接受甜秋,择校费按最低控制线两万起步,五分一档,一档五千。算了算,多多得交七万元,还不计正常学杂收费。我说:“孩子交这么多钱,依孩子家境,孩子肯定读不起,干体力活的人哪来这么多钱,建房还欠了十几万,又是二婚家庭。”多多站在我身边,哦哦应着我的话,搓着自己的手,汗衫湿透。校长是我多年兄长,平时交往很频繁。校长说:“孩子不属于烈属子女,不属于特困生,不是扶贫对象,达不到减免条件,学校授权我,特殊情况下,可以优惠一万五,我可以做到的,就是减这么多。”我说:“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减一万五,交三万,打两万五欠条,以后再说?这个孩子,虽考得不好,但基础在,人懂事,舍得吃苦,值得培养,不然,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

我知道肚子里缺少墨水,没想着炫耀,可这下炫耀大了。数学老师有叫人到黑板做题的习惯。一次数学课上,老师叫四个同学到黑板做题。

“这样吧,打一万五欠条,不然,我也不好说,公办学校很多规矩不能破。”校长说。

四个人,只有一人做错。

回来的路上,多多说了很多感激的话。我到家了,他也跟着来我家,说:“打一万五的欠条给学校,他催着我还,怎么办?我把瓦掀下来,也还不上啊。”

“这道题是谁做的?”老师问。

“你真是傻,欠条在学校手上,有哪个学校因为孩子还不上钱把孩子轰出校门的?学校以后会通过奖学助学的方式,把这笔钱抹掉做账,是减免收费的另一种方式。”我说。

我站了起来。

第二天,多多又回了洲村。他有一块田,一亩两分八。他想卖田。前几天,他算了一下,一平方米卖三百,卖四分,可以凑上四万。他拉起卷尺,打了八根木桩,把地面固了桩,找了几个想做房子的人。他灰心了,他的田不在公路边,也没有机耕道进去,他把价格降了二十,也没人感兴趣。他去找他哥哥万万。四年前万万找过多多,想买多多半边瓦房,拼接起来,建房子。瓦房是三家屋,前后有院子,房子小地面大,是父亲留下的,一栋房子分两半。多多当时不想卖,预防自己有哪一天,在枫林待不下去了,可以有个宿身之地。万万出价两万,多多也没答应。万万和这个弟弟,因此有了很深的嫌隙,拆了自己半边房子,盖了两直三层的房子。可万万有两个儿子,房子还是缺的,还得建两直房。

不成想老师接着说:“就长这德行啊!”

提了一瓶高粱烧,多多和哥哥吃晚饭。多多说起了甜秋读书的事。万万眯起眼睛,也不搭话。他以为弟弟开口借钱。万万只说孩子出门打工,赚钱难,老二订了婚,十八万八聘礼还凑不上,零头没赚上手。万万做石粉砖,有钱。多多知道。哥哥再怎么有钱,多多也不会开口,开口也没用。钱是哥的命根。他是个把钱夹在裤裆里走路的人。多多喝了半碗酒,说:“甜秋读书了,这片瓦房想卖了去,哥哥要的话,也算是留下了祖产,没流给外人。”

紧接着起来的是同学的哄笑。当时,我那黑白照片一样白的脸刷就红了。

万万说:“卖价多少呢?”

这下头像变成彩色的了。

“算个两万六吧,我们是亲兄弟,一个娘胞出来的。”多多说。

那节数学课我是站着“听”完的,只是耳朵在听,心里却在想:“多多读书真的是好的。”

“我房子都做好了,也没能力再建房了。有人买,还是卖给别人吧。”万万说。

当时没周围没接触过从事心理相关职业的人,当然,如果有,我也不确定自己会去。

老瓦房,共一个前面院子,也算是路。多多的瓦房在里面,外人买不了。多多说:“哥不说真心话,甜秋是想读书了,我也想孩子多读几年书,不能像我这样青光瞎,目不识丁,哥这样说,我这个酒都下不了。”

再后来听说中国联通不再经营BB机业务,也就意味着BB机以后只能看时间用。我觉得我的心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下不了,就别下,你是我弟,我想帮,帮不了啊,两万六,我应不了这个价。”万万说。

读书受挫再加上美梦破碎,我从此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鹤立鸡群”。连班主任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我独来独往。

“我也是急着用钱,我哪舍得卖这片瓦房。哥。这样,我是做正事,不是卖房去吃喝嫖赌,我再少两千。你算是帮帮弟弟。”

说我独来独往,记得那时候有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初中四年,是我最灰暗的四年,我并没有像人家形容的那样出生牛犊那样不怕虎。

“以前,我要买,你不卖。现在,我不买,你要卖。不是难为我吗?不知道内情的,会说我乱来。”

我成了虎,后来想想,当时是真虎。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四年,到中考时便傻了眼。

“哥,你这个话,不中听。你的意思,是我难为你了?我不是没办法才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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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可以,一万八,多一分也不要。不是看在娘的分上,卖给我一万,我都不要。”

当时县里一共有3所高中,分别是三中、六中、九中。初中班主任经常说一句话是:“人分三六九等。”

再也坐不下去了,站起身,多多把印有红字“立邦漆”的黄色汗衫搭在肩膀上,跌跌撞撞地走过田埂,坐在河滩上。夜色完全降下来了。灰白白的夜色,显得河岸苍茫,田畴也苍茫。饶北河哗哗哗地淌,泡沫一样的水花泛起。河滩的西瓜地,一个孤单单的瓜棚显得四周更空无。一只夜鸟在叫,不知道是山鹰还是雕鸮,啊啊啊地叫得孤怜,又让人惊骇。多多忍不住大哭起来。他父亲死,他也没这样哭过。老婆不回来了,他也没这样哭过。他感到自己整个身子都是软的,烂泥一样。他想吐,吐不出来。他觉得呼吸很艰难,脖子被一根绳子束了起来一样。绳子越收越紧,脖子越来越胀,眼珠凸出来,脚悬空,胸部慢慢僵硬。月亮从河面升起,照见了他发白的脸。他蹲在河边,哗哗哗,往自己脸上泼水。河水咕噜噜,小鱼吧嗒吧嗒跃出水面。河上铺了一层白汽,月色一样的白汽。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咕咕咕地摩擦地面,飞掠而过。岸上的村舍亮起橙色的灯光。

看数字就知道,数字越靠前的肯定,学校肯定越好。一中的都是学霸,叫“学场”;六中高不成,低不就是“情场”;九中就是所有初中时每个班后几十名的聚集地。

这几天,村里来了五六个镇干部。村里的河滩,有一大片开阔空地了,镇里想在河滩上建一个光伏发电站。河滩一直荒废,长满了白茅和芦苇。三十年前,这里是草皮滩和沙地。沙地种玉米或高粱。十几头耕牛在草皮滩放养,早上牵牛去,傍晚牵牛回来。二十年前,铁牛耕一亩田三十块钱,耕牛耕一亩田五十块钱,牛养在圈里,没人请。耕牛没人养了。沙地也没人种。谁种呢?田连片连片抛荒,种稻的人,都是一些老人。镇里测量了一下,河滩足足有三百来亩,适合建一个光伏发电站。设备由光伏厂免费提供,收益和镇村分成,可安排工人去电站上班。这个事,从正月着手谈,设计方案早出来了。河滩,割了茅草,推平了地,机耕道也通到了主公路。十几个工人在修办公用房。这时,村里有了流言,说光伏发电有害于健康,污染重。这个流言也不知从哪里出来的。镇干部上门解释,说光发电是清洁能源,不会害人。挨家挨户解释了十几天,流言反而更凶了。“好事哪需要一家一户解释呢?村里人又不是白痴。”有人当面这样呛干部。

刚到一个学校,每个学校的人彼此谁也不服。我是大哥你小弟,我喝一口你干了,为了推推搡搡的事经常打架斗殴,所以叫“战场”。

天热,农人忙,上门解释工作在晚上做,一户也不落下。干部也去了多多家。多多说:“建发电站是好事,我一个外村人不会有意见,也没心思去想这事。”多多说起女儿读书的事,说:“心悬着,学费还没个着落,能不能请镇里出面,帮帮忙。”镇干部说:“镇里没这样的经费,你去问问村里,由村出面更好说。”

我从不害怕考试,考试有什么好怕的,我怕的是发表成绩!

村主任每天都要从我门前过。傍晚,他穿一条大裤衩,开一个途观车,去水库游泳。饶北河上游的华坛山镇,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建了一家萤石矿厂,造成硫污染,河里鱼虾死绝,人下河,全身皮肤瘙痒溃烂。厂办了十几年,垮掉了,厂长因贪污被判了几年刑,河水的腥臭味过了五年,才消失。人还是无法游泳,泡了河水,皮肤出红斑,油爆龙虾一样。水库成了村人的澡堂。去游泳的人,得经过我家门口,游泳回来了,也在我家坐坐喝茶。

中考那年我打了300多分,如果正常分配得话,肯定是去“战场”了。

傍晚,喝茶的人不断。三五人一批,喝了走,走了又来喝。多多也来喝,守村主任。我侄子也在喝。他一直玩手机,不时嘿嘿地笑,低着头。我说:“你笑得这么痛快,笑什么?孩子一样。”侄子还是盯着手机,说:“村里有二十多个中青年,组建了议事群,在说光伏发电厂的事。”我说:“是哪些人,是支持还是反对。”

这么巧?我就是那第“九等”人。

“有老七、烂鸵、永信、齐声,没什么人支持。”侄子说。

后来父母找了一个大哥的舅舅拿主意,这个舅舅的哥哥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

“你退群,入群了,也不要发言。”我说。

舅舅一听说他外甥的弟弟要去“战场”,岂敢疏忽,顾不上家里的地,扔下锄头紧忙赶到六中去找校长说情。花了几千元钱,可总算是留下了。

“为什么?”侄子问。

办完手续后,母亲转过头对我说:“终于能到六中上学了!”那感觉像是小女孩得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玩具似的,嘴里诉说着她的喜悦。

“这些人,有几个人以赌场为生,习惯了吃飞虫,长期不劳而获,他们肯定在打电站主意,要么想赶走施工队,要么想霸占河滩经营电站。”我边说边拿起侄子手机,直接把他退群了。我侄子不解地看着我,说:“退了干吗,我又不和他们合伙打主意。”我说:“我怕你乱说话,惹祸上身自己不知道,还惹上羊膻味,满身臊气。”

“好好学习就是给家里省钱。”在那一刻我认同了这句话。

太阳慢慢从香椿树梢落下去。斜光把树影拉长,瘦瘦扁扁。门前的田野熏黄色,浓稠热烈。坡上的扁豆架,挂满紫白的花。田埂箍着高高的甘蔗,几只乌鸦在甘蔗地跳来跳去,啾啾地叫。田野尽头的古城山,蒙上一层橘红色的夕光。从山边弯过来的路上,几个孩子在推铁环。村主任的车从短桥下来,弯过油麻地,沿着水沟,往我家来。车还在短桥,多多拍拍膝盖上的灰土,站起来。车停下了,多多候在车门边,给村主任发烟。多多垂下双手,张大嘴巴,却说不出一句话。我拉过椅子,对村主任说:“你劳累了一天,坐坐,喝喝茶。”我发烟泡茶,几个小孩骑自行车转来转去。多多一直站在电线杆下。我打趣说:“主任啊,你不要太威严了,你看看,你的子民话也不敢说,吓得腿都打抖了。”村主任捏捏烟屁股,点上烟,说:“你不能取笑老弟,我是一条鬣狗,跑来跑去,还顾不了一家人嘴巴。”我说:“甜秋没考上一中,名是可以报了,该减免的,学校尽了最大努力,多多还差不少学费,想请村里出面,筹点钱,应付开学。”

多多读书,确实是好的!

歪过脸,看看多多,村主任问:“差多少?”

当我认为升入高中就会好了的时候,谁成想,一个阶段的结束,总会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手头上,只有八千五,估计还差三万五。”

“差这么多,等于全差。这么大数额,我去哪里想办法?”村主任双手一摊,站起来,说,“暑假,借钱如借命,交学费的,做房子的,谁不都等米下锅?”

“我实在想不出办法了,该想的,都想了。”多多说。

“你带多多去一下镇里,看看镇里有什么办法。帮孩子读书是善事,为村里人积德,你村主任,当然要亲自出马。”我说。

“考上大学的困难生,有些渠道,可以化缘一些钱,读高中化缘,没渠道啊,择校差钱,更没由头说。”村主任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我明天带多多去镇里,看看情况。”

喝了茶,村主任走了。我对多多说:“你明天早上去村主任家里等他,他事多。民政所可以问问。村主任带你去了,不会空手回来,但不会多。”

过了三天,我在杂货店买苍蝇拍,碰上多多。多多说:“镇里资助了三千,送了两床棉被和两百斤米。”我说:“人不会被尿憋死,你脸皮不要太薄了,再找找村主任,恳求一下,叫村委资助一些。”多多说:“我哪会顾及脸皮,我熊脸不如一张草纸,当手纸嫌糙。”

第三天,我去水库钓鱼,村主任见了我,说:“老哥把我害惨了啊,昨天晚上,多多在我家坐到夜深,磨我。”我哈哈大笑,说:“不能怪我,谁叫你当家啊,你想想,村里人想读高中,交不起费,说出去,我们村会被人笑话,现在又是脱贫攻坚阶段,出了一个读不起书的家庭,你村主任没法交差啊。”

晚上,我刚入睡,听到巷子里狗叫得凶狠,汪汪汪,十几条狗在叫。我打开窗户,看看,也没看到什么动静。我失眠得厉害,早睡,狗叫得我心慌。村里肯定来了外人,不止一个外人,不然狗不会叫得整个巷子荡起来。岁末,赌博的人多,外村人也来赌,集中在杂货店楼上,二三十号人,乌黑黑一片。外人来得多了,一只狗先叫,汪,汪,汪,敞开喉咙,边跑边叫。狗跑了一条巷子,巷子里的狗全叫了。夏天,没人赌博,可狗持续叫了十几分钟,歇下来了,另一条巷子的狗,又叫了起来。

隔了一个多小时,侄子到我房间来,说:“派出所在村里抓了五个人。”“抓这么多人?犯了什么事?”我穿起拖鞋下楼。

“前些时间,麦胚佬不是建了个微信群嘛,大家议论建光伏电站的事,说光伏发电污染严重,要抵制建电站。启元几个人,傻子一样,偷偷摸摸把电站工地的墙拆了,把机耕道也挖了。”侄子边下楼边说。

“抓了哪几个人?”我问。

“麦胚佬,永信,烂鸵,启元,大块头。五个。派出所来了三部车,其永跑得快,没抓到。派出所一抓一个准,好像村里有卧底一样。”

“外国来的间谍,怎么抓的?你以为靠人盯梢啊。通讯越发达,人越没有秘密。人就是一个数字,一个编码。”

杂货店门口,站了十几个人,纷纷议论抓人的事。

一个晚上,我都没办法入睡。我站在窗前,看看窗外。田野安静,沉寂如铁。淡淡的月色,会让人伤感。大地上,可能最不能让人看透的,便是月色了。同样一个月亮,千万年以来,夜夜看,看到的月色都是不一样的。这一刻,和下一刻,看到的月色也是不一样的。月色是最神秘的东西,但我们怎么也看不厌。看着看着,似乎月色流进了心里,心和田野一样,白白苍苍。蛙声一阵阵,此起彼伏。白天,巷子里,稀稀拉拉的人回到自己的灯下。巷子像一个毛竹管,空空,圆形封闭。风在里面慢悠悠溜来溜去。山梁露出斜长的弧形,像牛泡在水里,露出脊背。

第二天早上,多多站在我楼下,喊我。我迷迷糊糊,听着他和我妈在水池边嘀嘀咕咕说什么。我应了一声:“我在二楼,你上来坐吧。”

“我不知道你还在睡,把你吵醒了。”多多站在房门口,探进半个身子,唉声叹气说。他满眼通红,眼珠也通红,像醉了一夜没睡的人。

“没事,你也难得上我家。”我打开电热壶烧水。

坐在沙发上,多多低着头,用右手抠左手指甲的黑污垢,也不说话。我说:“是不是钱还没凑齐啊?”

“借了十几家,东拼西凑的,有三万出头了。”多多说,“我实在没办法了,你方不方便再和校长说说,我年底再交一万五。我知道,你很为难,你帮了我这么大忙,我开不了口说这个事。我们无亲无故的,我又是一个外村人,你帮我这么多,我和甜秋会记一辈子的。”

“不存在记一辈子,我们是邻居,抬头就见面的。校长尽了最大努力了,我不好意思再恳求了。你再想想其他办法,来得及,还有半个多月。”我说。

“昨天,和孩子妈妈吵架了。我想杀了她的心都有。”多多说。

“你和新莲有什么吵的。她对甜秋挺好的。她自己的儿子还没读高中,学修车去了。这样的后妈不多。”我惊讶地看着多多。

“不是新莲,是苏州那个。这些年,她没给甜秋一分钱,只寄过几次衣裳鞋子来。现在手头这么紧,钱要得急,我给她打了三次电话,想她打点钱来,怎么说她都一口回绝。她说,读得起就让甜秋读,读不起就去打工。世上哪有这么狠心的娘。”说着说着,多多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里淌下来,身子筛子一样抖动。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端了一杯茶给他。

干坐了一会儿,多多走了。我妈上楼了,说:“多多是不是找你借钱了。”我说:“没有,他怎么会找我借钱。”我妈说:“帮忙可以,借钱就不要了,你借了钱给他,以后邻居都找你借钱,你自己没几个钱,打脸充不了胖子。”我说:“知道的,我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村里,确实有几个人向我借过钱,八百

一千,借给好几个人,可没一个人主动还。我也不好意思问,十几年了,我当作赌博输了。有一个是我小学老师的儿子,骗我钱。他说他舅舅出安全事故,在平安医院治疗,住院十几天,钱用完了,医院马上断药。他舅舅也是我村里的。我说,我在办公室,你来吧。过了三个月,我回家,碰上他舅舅,我说:“康复得还好吧。”他舅舅说:“康复得还算快,你怎么知道我住院了。”我说:“你断药的时候,你外甥到我手上拿了钱。”他舅舅龇牙咧嘴起来,说:“要死的,我住院三个月,他一次也不来看我,又骗钱去吸毒了。”

一般在晚饭后,我会去杂货店坐坐。杂货店前门有一个宽阔的院子,摆了十几条椅子,巷子里的人,喜欢在这里坐坐站站,闲聊杂七杂八的事。村里有什么事,这里是第一传播现场。做篾的老顺师傅说起了抓人的事,说:“烂鸵吃了十几年的飞虫,这次终于让派出所敲了目鱼,不交十万块罚款,不放出看守所。”他的口气显得幸灾乐祸。敲目鱼是被勒索的意思。管闭路电视的启亮说:“派出所执法,依法依据,怎么叫敲目鱼呢?这些人建个群,不谈正事,议论来议论去,动歪脑筋,这样的人不抓,村里什么事也做不好。”

“你这样说,好像政府发了工资给你,像个干部,你一点也不像枫林人。”养鸭的棕衣说。

“说话不要一个理字的?我世代都是枫林人,你爸还是招亲来枫林的。枫林再不做事,我们一辈子穷死,下辈子还穷死。你知道呗,甜秋读书,多多借了半个村,还没借到学费。你蒙壳子一样就知道往蓝春床上爬,你还会什么。”启亮呛回去。点一根火柴,他嘴巴马上生火放烟。

“蓝春空出床,让我爬,我不爬,我傻子啊。”抹抹嘴,摸摸额头,老顺说。老顺是个鳏夫,五十来岁,两个烟黄的虎牙像嘴巴里长出来的两个大蒜。

说着说着,几个人又说起了多多,说多多前两天瞒着新莲去卖血了,半个月,卖了两次。多多是村里第一个卖血的人。村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有人外出讨饭,有人外出唱叫花,有人外出做大马戏,可没人卖血。村里有过几次村民自发集资做善款。一次是瘌痢在公路上乱停车,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被判缓刑,并赔偿十三万。瘌痢是个老实人,余家集资了三万。一次是拉货的门狗开车时,车斗插鞘打死人,被判赔偿八万,村人集资了两万。还有一次是钟福得了直肠癌,村人集资了三万多,给他去上海治疗。

为孩子读书集资,还没出现过。

八月十四日,是高中报名最后一天。十五日,新生分班。四个“北大班”的学生,在四月一日,便开始上高一新课了。市里十六所省级示范高中,三月份,选拔初三学生,不参加中考,直接进入高一“北大班”。说是提前上课,备战三年后高考,实际上,是控制优秀生,捂在本县口袋里,免得被外地学校抢走。南昌一个私立高中,对各县中考高分生,以奖学金名义,五万十万二十万,扫荡式挖走高分生。高价挖高分生,还有南昌、临川等地的民办公办学校。高分生家长坐等招生老师上门。甜秋同届同学,在私立学校读初三,中考考了769分,南昌一个民办高中学校的老师,和家长谈了一天,提上现金三十万,带孩子走。孩子不想去南昌,想在上饶中学,离家近一些。孩子哭着上车。

村口,今年还有一个初三毕业生,考了739分,一中领导上门了五次,还请镇村干部,一起做家长工作,请孩子去一中读。家长带孩子去一中报到的路上,被临川一个学校招生老师截住,给了十万现金,把他们直接拉到临川。

八月十三日下午,多多领着甜秋,和我一起去一中。“准考证和分数条带上了吗?”我问甜秋。

“带上了,夹在书里。”甜秋很爽脆地应我。她扎了一条马尾松似的辫子,换上连衣裙。看得出,她很高兴。多多穿了一件灰白的汗衫,腰上扎了一条白长巾,腹部鼓鼓的,隆出来。我说:“天这么热,裹一条长巾干什么?”一年四季,白长巾不离多多肩膀。他随手撩起白长巾抹脸擦汗。多多拍拍隆起的腹部,说:“钱包在里面,不会丢。”我说:“你在车上靠一靠,瞌睡一下。”可能是卖血伤身,多多脸色刷白,脸上冒颗粒一样的汗。我回过头,对甜秋说:“你读这个高中,不容易,你爸尽全力了,你读书要尽全力,不辜负你爸,也不辜负你自己。”

报完名,已是华灯初上。车出了县城,进入市区凤凰大道,多多靠在后座,蜷缩着身子,睡着了。甜秋是第二次进城,她的脸贴着车窗,怔怔地看着窗外。街两边是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夜景变幻着玄幻的魔力。街上的车子,一辆接一辆,接出了长龙,如天上的街市。她抬眼看看窗外的大厦,又侧脸看看自己的爸爸。一切都那么陌生,又那么让她向往。折腾了一下午,我也歪起头,瞌睡了。

过了三天,多多出事了。他从东家二楼的竹架上摔下来,重重地跌在砖堆上,口腔和鼻腔流了很多血。他站在竹子搭的简易脚手架上,钉飘檐的三合板,仰着头,钉木板钉了一天,可能是头晕眼花了,也可能是后背想靠着竹竿,靠空了,人往后倒,跌下来。撞了装沙子的麻袋一下,落下来,咚的一声,沉闷,结实。也没人听到多多叫,和他一起做事的人,感觉到竹架摇了几下,转头看看,多多不见了,大叫:“多多掉下去了。”

东家和三个一起做工的人,把多多搀扶到屋里,垫上棉絮,让多多靠墙坐。多多的脸在抽搐,说不了话,眼睛翻白,鼻子嘴巴流出鲜红的血,淌满了脖子、前胸,汗衫染了红红的一片。过了几分钟,镇卫生院的救护车来了。新莲和甜秋也来了,看着流血的人,哗啦啦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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