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度过了自己的99岁寿诞,钱先生说写作此文

发布时间:2019-11-23 16:4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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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先生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该文写于1957年2月,为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而写。钱先生时常称自己是个无能懒惰之人,以前听到他说这句话总觉得他是自谦,前不久读到他的书信时才明白其中的深意。“把懒惰作为一种处世方式,正像为了止痛而求助于鸦片。”一个文人为求自保,逃避批判而“懒惰”,这背后渗透了何等的悲哀与无奈。

  9月28日,钱谷融先生度过了自己的99岁寿诞。

《论“文学是人学”》就文学的任务、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创作方法的区别、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等五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钱先生反对把反映现实作为文学的首要任务,尤其反对把人作为反映现实的工具与手段。“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人道主义”是这篇论文的关键词,在他看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作人的专制与奴役制度。”字字珠玑,其内蕴弥足珍贵。对于文艺界所争论的李后主词,钱先生认为文艺对于人的表现是通过作者个人的感受反映出来,“如果他唱的很真挚,很动听,为什么又不能引起我们的喜爱,激起我们的同情呢?只要这个人不是人人痛恨的恶人。”

  这位被大家呼之为“神仙”的老学者、老教授,说起自己人生经历时最常用的词,是“无能懒散”。

这些论断也许今天的我们觉得并不稀奇,当时,钱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提出缘于何种勇气?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天真”与“率性”。钱先生说写作此文,“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他的这一表述不失其真。钱先生“天真”与“率性”究竟来自于哪里?在我看来,它来自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自庄子的俯仰天地的“逍遥游”,更直接的来自魏晋风度:放达与刚烈,潇洒与淡泊。魏晋之际竹林的啸吟任诞,玄度之筐篚苞苴,管宁之割席物外……令人心灵悸动,追怀一个真致不穷的往昔。

  然而,只要钱先生坐在那儿,即使不说一句话,人们从他永远仿佛孩童般率真的笑容中,已听到他的千言万语。

钱先生一生受其师伍叔傥影响颇深。“伍先生向往魏晋风度,襟怀坦荡,独立不羁,时时处处都能率性而行,不事矫饰,对一切追荣逐利、沽名钓誉之徒夷然不屑。”其实,他自身亦师承了伍先生的魏晋风度,“散淡”精神便是其中的一面吧。钱先生喜读《论语》《庄子》《世说新语》,也时有推荐学生去读。我去过钱先生家两次,他都问过我读不读《论语》《世说新语》。现在想来,这些经典,人事隽永奇魄,人物皆有生命。鲁迅先生言《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钱先生评之:“一个适度的颦笑,一种从容的步态和手势,都可以使一个人显得分外的美。那为后世人所万分向往的魏晋风度,那真率,那洒脱,那光风霁月的襟怀,那雍容逸畅的神宇,又何一不是身心的谐和之发,何一不是灵魂的内在节奏之美呢?我们看《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魏晋人的谈吐,那种清亮英发之音,那种抑扬顿挫之致,再加之以手里的尘拂的挥琶,简直如同欣赏一出美妙的诗剧,怎不给人以飘逸之感,怎不令人悠然神往呢?”我想正是这种率性与洒脱使其喜欢随意地、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享受跳出现实的拘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畅想的乐趣。我想正是这种真率与洒脱成就了钱先生,使其由“魏晋风度”走向“文学是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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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钱先生接触并不多,前后加起来不过五次,其中两次是去他家。当时我在华东师大读博,和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去钱先生家探望他,知道钱先生喜欢下棋,我仨便和钱先生下起棋来。开始我仨说不会下,请钱先生让我们一“炮”一“马”,钱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仨奋力拼杀,鏖战数个回合,最后和棋结局。这时钱先生从深思中貌似恍然大悟,笑呵呵地对我们说,你们三个小鬼,还说不会下棋呢,机灵着呢。钱先生的笑容里带着光,我仨亦被他的天真的笑照亮。

 2014年12月,钱谷融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蒋迪雯 摄

2009年10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纪念靳以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钱先生应邀出席。当主持人介绍钱先生是靳以先生的“生前好友”时,钱先生立即纠正道:我与靳以先生并不十分熟悉,我是出于对他的敬意才参加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一时哭笑不得。这些生活的细节展现出钱先生的可爱与真率。钱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也是我的师爷,我的导师杨扬老师时常向我提起他。钱先生的去世让他十分难过,从与他的电话联系中,我能感到他的悲伤,他与钱先生的感情如同父子,我想这也正是钱先生人格魅力的体现。钱先生培养的许多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坚。

其文需如其人,批评更要至诚

时间过去了一年,还记得去年此时在龙华殡仪馆送别钱先生的场景,如昨日历历在目。只是现在于钱先生的音容笑貌且近且远了,唯有翻开他的文集,重温他的思想与言说……

  文艺批评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之上,但目前有许多人,甚至是一些名家,已经忘记了这一条,甚至没有读过作品,就敢斩钉截铁地下判断性的言论

  说到钱谷融先生,便不能不提“文学是人学”。

  五十多年前,一篇《论“文学是人学”》的文学批评,为钱谷融先生招来了许多麻烦。他被打成“漏网右派”——漏网,却还是右派。

  一方面无可避免地迎接批判,另一方面却坚守到底,他甚至在批判风波尚未平息时,就仍以此观点评点曹禺,写下了著名的《〈雷雨〉人物谈》。

  心知肚明却又固执的他,在暴风雨之后淡定地说:“当时转播《雷雨》,演员的口气、声音、语调,味道完全不对,都是图解和喊口号。我想,一定会有人写批评文章的,等了半天却没人写,于是我就写了。”

  转眼快六十年了,昔日为他惹来大祸的“文学是人学”,已成为他的代表性言论,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这一文艺思想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意义和价值,被学者们反复提及。

  钱先生对此却宠辱不惊。在他看来,当初对他的大规模批判,意外地批出了他的“名声”。虽然为之经历过四次胃部大出血,刚评上的副教授因此被取消,在华东师大当了整整38年的讲师。但先生却很豁达:“要不是那些年大家都批判‘文学是人学’,谁会知道钱谷融呢?”

  钱先生多次强调,文艺批评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之上,但目前有许多人,甚至是一些名家,已经忘记了这一条,甚至没有读过作品,就敢斩钉截铁地下判断性的言论。所以,其文需如其人,批评更要至诚。

  钱先生的文学批评,从不堆砌晦涩难懂的学术名词,而是文气贯畅、文辞优美。这样的钱氏文风,不但为他的众多弟子所继承,也得到了学界的一致推崇。

  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曾说:“现在的学术论文,理论的东西一套接一套,这对文学的灵气有所损伤。这是我们现在文学教育的结果,面目可憎却很无奈,如何保持人才的感悟力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而钱先生的文章,以学术为底子,以才气为表现,非常值得提倡。

  钱先生曾称赞过文章家的“才学识”。依他说来:才是天赋,不用教也不能教;学乃知识,可以教学,可以自我积累;识,却是胸襟与眼光,是后天的,却也最难养成。因而,钱先生在招收研究生时,一定要亲自批改作文,因为“文章最能见出人的才情禀赋”,除此无他。

  忆及当年的弟子——如今的知名学者王晓明、许子东,钱先生说:“他们是我的第一批硕士生,当时我自己的职称还是讲师,照理并没有资格招研究生,借许杰先生之力招兵买马。许先生把三个年纪大的收留在自己麾下,三个年纪小的则发给了我带。王晓明当时刚考进本科一年级,所以他应该是没有读完大学,破格直升了我的研究生。”

  至于小说家格非,“他是当了教授再考我的博士”——这是另一种破格。

  在一次表彰名师的大会上,钱先生依旧谦虚地说:“我是来料加工,名徒出高师。”

《世说新语》,他安身立命的依托

  就像每个人的来龙去脉是不一样的,文字血统也是不一样的。在他年轻时,便在世界上的好文字中找寻了生命中的“父母”。那是他精神源流上的血统:有所依傍,才能醒悟,像这才知道了自己的来历

  “我们看《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魏晋人的谈吐,那种清亮英发之音,那种抑扬顿挫之致,再加之以手里的麈拂的挥飞,简直如同欣赏一出美妙的诗剧,怎不给人以飘逸之感,怎不令人悠然神往呢?”

  那是被钱先生品读了一辈子的魏晋风度。“那真率,那洒脱,那光风霁月的襟怀,那雍容逸畅的神宇,又何一不是身心的谐和之发?”

  钱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学者中的学者”,却不需要致敬,身边应该有谁,应该没有谁,大概从来没有在意过。

  他一再说起《世说新语》,这是他安身立命的依托。就像每个人的来龙去脉是不一样的,文字血统也是不一样的。在他年轻时,便在世界上的好文字中找寻了生命中的“父母”。那是他精神源流上的血统:有所依傍,才能醒悟,像这才知道了自己的来历。这真是他一生中阅读不完的书,时时刻刻就放在手边,和他的记忆长在一起。

  他曾屡次突然地提问:你读过《世说新语》吗?再自叹:真是好!被问者第一次往往琅琅应答:“读过。”第二次及以后,就都悄悄改了词:“没读过”或“没好好读”。他们明白,钱先生所问的“读”,与人们理解的泛泛阅读,不是一回事。

  钱先生常常在躺椅上喝茶,一下午不说几句话,手里一卷书,时翻时不翻,“噗噗噗”,偶尔惊起一片沉思默想。

  弟子们登门造访后,这样形容先生:“他宁愿听别人讲,而不愿意自己话多。平时在家,除了看书,下棋,就是听听音乐,去他那里,他会问有什么新书可看。他看书的兴趣很杂,什么书都看,记得曾见过一本相面的书在他书桌上摆着,大概他也翻看过。但他最喜爱的书是《世说新语》和《陶渊明集》。”

  《世说新语》很多笺注本钱先生都有,前几年北师大出版刘盼遂学术文集,其中收有唐写本《世说新语》。天津师大的高恒文复印了寄来,钱先生对着余嘉锡的注本,有滋有味地看了好几天。按他的说法,只要有好茶,有《世说新语》和陶渊明的诗,就足矣。

  别人赞他“洒脱”,钱先生老话重弹:“我就是很懒散的。讲得好听一点,是散淡、闲适。从来也不用功,率性而为。自己喜欢的、爱好的才做,不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

  钱老弟子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殷国明,用“读书寄怀秋水,对人如坐春风”称赞他心目中的恩师。而同为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的弟子杨扬,对老人的意态闲适,也颇有心得:

  “钱先生的闲心,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孵养,也就是全心全意完成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从文章学问方面看,今天的一些学人思想观点可能会有一些新进展,但论文做事的气象,的确很少能够做到像钱先生这一辈人的境地。这不是靠努力学习和突击看几本书所能做到的,而是需要长期熏染教化。有些人再怎么叫他闲,都闲不下来,一旦闲下来,整个精神身体都会垮下来,不是打针吃药身体不行,就是寂寞难耐烦躁不安。钱先生有这份闲心,坐得住坐得定,不仅没有因为闲暇而减弱其治学思考的能力,反而使得他的文章常常别有新见。”

千万不能忘记生活的乐趣

  先生很少说起自己的学术成就,却一再介绍自己的长寿“秘诀”:吃饭,啥辰光都要吃好饭

  钱先生在各种会议上说得最多的两句开场白是:“我懒惰而无能”、“我开会从不发言”。这标志性的钱氏发言,已成了“名言”——人们确实得静下来,用心去听、去感觉,那或许才是一种真正的表达。

  钱先生常常这么说、这么叹:“那38年讲师,让我成为‘中国讲师之最’。有的教授工资还没有我高。他是教授五级,而我则是讲师七级。”“还是多读点喜欢的书。我读书是为了自娱、爱好。”“有趣,才能有兴致啊。”……

  别人问,到底什么是“趣”?他答,“趣”一定与“笑”有关,跟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有人这样阐释“幽默”:幽默的本质,就是照射在被冰冻固化的世界秩序上的一束阳光,使观念、生命乃至整个世界,都得以融化而流动起来。而据说大诗人海涅,曾写下这样武断的话:“在遥远的东方有个中国,那里的人不会笑。”这样的话,在钱先生这里只能留作反证了——当然,他要笑,而且大笑。

  有些往事,先生一再说起,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年轻有火气”的事例,但“主要还是因为影响了我的饭碗”,接着他又哈哈大笑,旋即起身,说:“吃饭去!”他朗声、快乐地一再催促:“吃饭去!吃饭去!”

  先生很少说起自己的学术成就,却一再介绍自己的长寿“秘诀”:吃饭,啥辰光都要吃好饭。

  好饭即好菜。他所报的菜单,大同小异——全荤。如不喝酒的话,就是酸奶一杯;如果喝酒,红白黄不拒,白酒更胜。

  他不看菜谱叫菜。“清炒虾仁!”熟悉的饭友,此时会及时补充:“最好是河虾。”“清炒鳝丝!”——“不要茭白丝。”“鱼头砂锅!”——“鱼头一定要大。”“虾球!”——“不要老的。”“红烧肉!”——“五花的。”

  服务员小姑娘唱单唱到这里,就笑。钱先生自己也笑了。小姑娘歪着头逗乐:“老教授,来个蔬菜吧?”老教授好像孩子一样急切地摆手,强调三遍,不罢不休:“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吃的,不吃的,从来不吃的呀!”

  “我就是爱吃与好吃。当年被批斗之后,喊一辆黄包车就去饭馆,所有的名餐馆,一家吃半年,也都吃了个遍。”——先生想说的,或许正是千万不能忘记生活的乐趣。

  对钱先生而言,去餐馆,就像去课堂。首先想到的还不是今天吃啥,翻不翻花样,而是穿得要像样,也就是西装革履,从头武装到脚:“哪怕去小馆子,也不能短打,不像样的。”

  常常,他说“等一歇”,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便自己在镜子前做足功夫,左顾右看,就是要端端正正,问心无愧。

  听钱谷融说什么是文学

  什么是文学?当然是一个深刻的,也是基本的文学理论命题,也实在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把它说清楚。古往今来,人们不知为文学下过多少定义,立过多少界说,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够使大家都感到满意。因为文学现象实在太复杂了。从最早的《诗经》《伊里亚特》等作品算起,文学已经有了3000年左右的历史,3000年来,出现了多少作品?这些作品,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千差万别,很不相同,前后的发展变化更是异常之大。

  要想用三言两语把它们的共同特点清晰地揭示出来,真是谈何容易!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曾经援引高尔基的意见,把文学称作“人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论证和阐释,认为这个名称,最能简明扼要地揭示出文学的根本特点。不想却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险些遭到灭顶之灾。

  其实,我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出什么个人的独到之见,更丝毫没有故意标新立异的地方,所表达的可以说大都只是一些常识性的意见。就连把文学称作“人学”,虽然出自高尔基,但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正像我在文章的开头所说,“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

  除了我人生态度很真诚,绝不曾想到自己会去“反对马克思主义”,我始终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根是扎在艺术实践中的。我说过,“文学是人学”这个观点并不在乎是谁说的,它之所以能得人心,是由于它是从艺术实践中来的,是被许多优秀的艺术大师的创作所证明甚至所显示出来的,我之所以忠诚于这个观点,也首先出之于我对这些艺术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我在论文中就已写到过:过去的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

  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

  鲁迅在他早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以“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为诗人之极致。他之所以推崇荷马以来的伟大文学作品,是因为读了这些作品后,能够使人更加接近人生,“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这种看法并不是鲁迅一个人所独有的,而可以说是过去所有杰出的、热爱人生的诗人们的一种共同的看法。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也这样说:诗人指导人们趋向于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情感的高贵形象:我们读诗人的作品,就会厌恶那庸俗的和恶劣的事物,就会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爱好所有高贵的东西;他们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贵。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

  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高尔基在他的一篇题为《读者》的特写中,是这样来说文学的目的和任务的:文学的目的是要帮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文艺批评家应该有深刻的观察力与思考力,思想水平要高,但更不能缺少敏锐细致的艺术感受力。脱离了实际的感受,缺乏亲切的体验,那么你的理解必然是肤浅的,所作的分析也只能是抽象的,是不会有什么说服力的,更谈不上能打动人了。

人物小传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19年生,1942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着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讲授《治学之道》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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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芳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吴潇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