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悄悄地撰写的漫画,丰子恺先生的故土

发布时间:2019-11-23 16:4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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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悄悄地撰写的漫画,丰子恺先生的故土。2018年,是艺术大师丰子恺诞生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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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别具一格的丰子恺漫画,阅读清新温润的《缘缘堂随笔》,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学者精英,脑海中都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丰子恺先生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丰子恺的作品,永远都是有趣的,读着看着便会让人不由自主地绽开笑脸,继而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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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谁人不识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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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悄悄地创作的漫画,在郑振铎的策划下,先是在《文学周报》陆续刊发,后又出版《子恺漫画》,逐渐引起世人的关注,令中国漫画有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资料图片

几年后,丰子恺出版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他的散文,风格清新文笔优美,得到郁达夫等同辈文学家的首肯,同样让世人眼睛一亮。勤奋的丰子恺还推出了翻译作品、音乐作品。仅仅十多年时间,丰子恺成为离社会大众心灵最近的人。他的“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作品,成了文学品牌,可谓天下读书人皆知丰子恺,不,应该是天下谁人不识君!

今年是丰子恺诞辰116周年。为了让读者重温先生的艺术成就,从去年始,海豚出版社陆续出版了16卷本的《缘缘堂书丛》。众所周知,“缘缘堂”不仅是丰子恺的现实家园,更是他的精神归宿。他不仅几次撰文描述缘缘堂,还将自己的文章一再以“缘缘堂”的名义结集出版,如《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和《缘缘堂续笔》。本文作者系海豚出版社社长,重读、重编丰子恺的作品后,生发出内心的呼唤。

也缘于此,丰子恺的生活中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趣事。

缘缘堂之恋

抗战初期,丰子恺率全家老小十多人,仓皇离开故乡石门湾,一路经塘栖到杭州,再沿钱塘江随马一浮先生到桐庐,度过了几天和马一浮相处带来的心灵开朗时光。

丰子恺先生的家乡,在石门县玉溪镇。那里有他许多生活的记忆,还有那所让他一生牵挂的居所——缘缘堂。缘缘堂建于1932年秋,是子恺先生在母亲留下的一处平房基地上,亲自设计建造的一处中国式楼房。他曾经深情地对“缘缘堂”说:“因为你处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我不给你穿洋装,而给你穿最合适的中国装,使你与环境调和。因为你不穿洋装,所以我不给你配置摩登家具,而亲绘图样,请木工特制最合适的中国式家具,使你内外完全调和。”

日寇炮火逼近杭州,丰子恺一家老小只得离开桐庐逃往兰溪。途中,日常开支一样不少,收入却没有来路,所带盘缠日益捉襟见肘。

其实子恺先生生逢乱世,四处漂泊,留下名分的居所不少,像遵义的星汉楼、上海的日月楼,还有那么多未获名分的“行宫”云云。但是在子恺先生的心中,只有缘缘堂重如泰山。1938年1月,当日军炮火将缘缘堂夷为平地的时候,逃亡中的子恺先生,闻讯悲愤万分,他后来写文章的标题,即有《还我缘缘堂》和《告缘缘堂在天之灵》;他甚至在《辞缘缘堂》一文中写道:“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路过杭州时,丰子恺去银行取存款,但杭州的银行需有人担保才能取款,丰子恺只得无奈离开。到了兰溪,当记者的老同学曹聚仁得知此事,建议丰子恺取款时亮出自己的名片。果然,兰溪的银行员工得知丰子恺亲自来取存款,立刻大开绿灯,根本不需有人担保,因为银行工作人员都知道丰子恺先生。

缘缘堂缘起

此后的逃难路上,丰子恺全家爬上一辆货车到了萍乡。出火车站时,工作人员要他们补票,与随同丰子恺逃难的同乡年轻人章桂吵了起来,声音很大,连站长也过来问:“什么事?什么事?”丰子恺掏出名片,站长见是丰子恺先生,立刻非常客气,“非但免补车票,还代为在旅馆订了房间”。

子恺先生将缘缘堂看得如此之重,发端的原因,却在这两个“缘”字之上。其实在1926年秋,这个名字就有了。那时子恺先生在上海居住,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丰子恺家中探望。子恺请弘一法师为自己的寓所命名,法师让他将自己喜欢而又可以互相搭配的字,写在一个个小方纸上,团成许多小纸团,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他让子恺拿两次阄,结果拆开来一看,两个都是“缘”字,于是就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子恺当即请弘一法师写了一幅横匾,挂在上海的寓所中。翌年9月,子恺发愿,要拜弘一法师为师,皈依佛教,法名“婴行”,地点就在上海缘缘堂中。后来,子恺先生说,缘缘堂是有灵的,这个“灵”一直跟随他六七年,直到1932年,子恺先生在家乡那座房子建成,“缘缘堂”才算真正落地。

丰子恺在桂林时,住所离某部队驻地很近,几个年轻士兵和丰子恺打过交道,但起初不知道他的身份。后来,一名士兵见到丰子恺,马上尊敬地说:“原来您就是丰子恺先生!”由此可见,丰子恺在军队中也有相当的知名度。

由此说到子恺先生与弘一法师的关系。早在1914年,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为他讲音乐和绘画课的老师,就是李叔同先生。当时李先生名气很大,他创作的歌曲《祖国歌》和《送别》,实在让子恺倾倒。他曾经这样赞扬李叔同:“其国文比国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历史比历史先生更高,其常识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图画音乐,他是拿许多别的学问为背景而教他的图画音乐。”

1939年,丰子恺全家逃难到河池,因没有交通工具无法去下一站——都匀,被困在旅馆里。旅馆老板得知是大艺术家丰子恺,非常客气,说如果炮火来袭,可去他老家山里躲避,在那儿可以安全地写字画画。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子恺深受李叔同沐浴。他后来深情地说,李先生的教育,是“爸爸的教育”;另一位夏丏尊先生,是“妈妈的教育”。突然有一天晚上,李先生对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子恺说:“我听到他这两句话,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一阵强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从此子恺打定主意专门学画,一生未变。

旅馆老板请丰子恺为其父亲写一副寿联。写好后,因墨沈堆积一时干不了,便移至室外晒干。不料,寿联墨迹尚未晒干,又有人寻上门来,见到丰子恺连说“久仰,久仰!”“难得,难得!”

缘缘堂随笔

此人叫赵正民,系河池汽车加油站站长。因事路过,见到丰子恺写的寿联墨迹未干,便知丰子恺正在这里,当即上门拜访。

其实很早的时候,子恺先生的才华,就已经显露出来。那是在1924年,朱自清与俞平伯合办《我们的七月》,当时正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子恺先生,奉上他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由此成名。当时郑振铎先生在编《文学周报》,经常向子恺先生索画,做插图。后来,郑先生干脆在一个周日,与叶圣陶、胡愈之一同,来到子恺先生的住所,来看子恺的画作。那真是天才的创作啊,他们被惊住了。郑振铎后来写道:“当我坐火车回家时,手里夹着一大捆的子恺的漫画,心里感着一种新鲜的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

得知丰子恺先生因为交通问题困在河池旅馆,赵正民表示愿意帮忙,说明天正好有运汽油的车辆去都匀,原本自己搭车,现愿让丰子恺他们先行离开,还说当晚就会带司机来见面。

当然,漫画只是子恺先生艺术成就的一部分,不久他的文学才华与学术才华也显现出来。1925年,子恺先生的第一本译着《苦闷的象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此后有了缘缘堂,子恺先生有了自己的精神依托,创作天地顿时宽阔起来。作画与做文章、做学问并驾齐驱,一步步走向极高的境界。于是在缘缘堂,短短的几年间,子恺先生的创作进入喷发期,漫画集、随笔集、文艺论着和译着,有20余部。诸如《云霓》《人间相》《都会之首》《子恺小品集》《缘缘堂再笔》《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等,以此确立了子恺先生艺术大师的地位。

当时的交通工具,可谓一票难求。有此奇事,丰子恺将信将疑。到了晚上,赵正民果然带着司机来见丰子恺,看过人数行李。第二天,丰子恺一行人便顺利离开河池前往都匀。

缘缘堂品格

一副寿联引出的奇遇,令丰子恺的朋友啧啧称奇,称丰子恺是“艺术的逃难”。更令人称奇的是,去都匀的路上需在六寨过夜。当丰子恺一行刚安排好住宿,突然一名军官带着一队士兵走进旅馆,顿令丰子恺与随行人员紧张不已。询问之下,原来他们也是慕名来拜访丰子恺的。这名军官特地带了士兵,来见识丰子恺这位大艺术家!他还请丰子恺先生向这些抗日士兵讲几句话呢。

子恺先生的才华有口皆碑,其实他的品格也让人感动。先说他的“童心”,他是儿童的崇拜者,他说自己的心,始终被四件事情占据着: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一点也与弘一法师的教导有关。李叔同先生出家之前,曾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婴”;后来他为子恺取法名为“婴行”,取意所在,十分清楚。马一浮先生曾经赞叹子恺漫画艺术:“然艺之独绝者往往超出情识之表,乃与婴儿为近。”这些都是点破了子恺先生的艺术本质。

因艺术成就而名满天下,这是丰子恺本人都没想到的。即使在1949年后,丰子恺还屡屡碰到这样的趣事:他坐三轮车,车夫说他像大画家丰子恺。当得知他确是丰先生本人时,执意不肯收车钱,说能拉一次丰子恺是一种荣耀;他去邮局寄信、取稿费,邮局工作人员得知他是大画家丰子恺,立马格外客气。

再说子恺先生的“血性”,此为中国传统正派文人的脊梁。有一次谈到周作人,子恺先生说:“我出走是很犹豫的、反复的,是舍不得的,我的书都在那里啊!我为什么最后下决心带着全家逃亡,把‘缘缘堂’丢掉了、不要了呢?别人不理解周作人之所以做汉奸,我理解。周作人就是因为舍不得他北平的‘缘缘堂’,因为舍不得,他就没有出走。日本人利用了他,由此变成了汉奸。这是前车之鉴,我无论如何不能做汉奸。精神的、物质的财产我全部丢掉,就是因为不能做汉奸。”

1959年,丰子恺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总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不用旁人介绍,连连说道:“老画家!久仰久仰。”

及此,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只是内心中呼唤着:民族的脊梁啊,愿缘缘堂早日归来!由此也想到子恺先生抗日流亡时的《辞缘缘堂二首》。今日看去,那情怀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之中,飘兮渺兮,依然追望不已。其一云:“江南春尽日西斜,血雨腥风卷落花。我有馨香携满袖,将求麟凤向天涯。”

直至今天,全国各地凡有墙绘子恺漫画的,路人见过皆知:这是丰子恺先生的漫画!

从生活到艺术,从艺术到生活,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20世纪丰子恺对人类文明贡献的回报。

《缘缘堂随笔》温润几代人

1931年年初,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这部被称为“永不过时的散文集”一问世,立刻受到世人的关注。

陈子展先生评论说:“这部随笔虽只有20篇,然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用他清隽之笔,写他童年的愉快,中年的怅触;写他和乐的家庭,以及他的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尤其是显示了他在生活上所具的思想情趣之重要部分——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宗教观。”有读者读了《缘缘堂随笔》后,认为可以用“秋天里的春天”来形容丰子恺。

这是感觉很温润的阅读体会。赵景深评论丰子恺:“他只是很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

郁达夫也深有同感,说丰子恺“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此语切中肯綮。

在日本,《缘缘堂随笔》日文译者吉川幸次郎称丰子恺“是当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谷崎润一郎认为:“任何琐屑轻微的事物,一到他的笔端,就有一种风韵,殊不可思议。”

《缘缘堂随笔》出版后,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心中引起共鸣,滋润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心灵。事实上,“缘缘堂随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成为一个文学品牌,丰子恺本人同样非常看重“缘缘堂随笔”这个品牌。

1931年出版《缘缘堂随笔》后,他又用过缘缘堂“续笔”“再笔”“新笔”等名义出版自己的散文集。直到晚年,丰子恺又写了回忆故乡往事的随笔,无论文笔还是史料,都十分优美和珍贵。

改革开放以来,《缘缘堂随笔》屡屡重印出版,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享受“缘缘堂随笔”里流淌出来的真善美,滋养读书人的心田。

巴金买子恺漫画作礼品

丰子恺的漫画,雅俗共赏、美丑分明,教人积极向上向善。当年《文学周报》编辑郑振铎刊发了不少丰子恺充满生活情趣的漫画,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和欢迎。

朱自清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花生米不满足》使我们回到惫懒的儿时……但是,老兄,真有你的,上海到底不曾太委屈你,瞧你那《买粽子》的劲儿!”

其实,朱自清先生误解了,丰子恺这幅《买粽子》漫画的生活来源不是上海,而是丰先生的老家石门湾小镇。后来,郑振铎给丰子恺写信,问他的漫画“可以出一本集子么”?丰子恺回信:“我这里还有许多,请你来选择一下。”

于是,星期天郑振铎和叶圣陶、胡愈之几个朋友一起去江湾立达学园丰子恺那里选画。郑振铎说:自己仿佛“进了一家无所不有的玩具店,只觉得目眩五色,什么都是好的”。郑振铎当即对丰子恺说:“子恺,我没有选择的能力,你自己选给我吧。”丰子恺说:“可以,有不好的,你再拣出来吧。”就这样,丰子恺的第一部《子恺漫画》在郑振铎等友人的努力下,在东方大都市上海横空出世。

丰子恺的漫画,以艺术的形式传播真善美,鞭笞假丑恶,简简单单的画面里充满了童趣爱心,洋溢着人间情味,给人一种向上向善向真向美的视觉感受。所以,子恺漫画问世以来,深得人们喜欢。据说国学大师马一浮的一个晚辈初次拜见他,按世俗之礼,马先生应送红包作为长辈的见面礼。马一浮送的红包,就是丰子恺充满矜恤之爱的《护生画集》,他要“将丰子恺的善因传递给年轻人”。

1942年7月,巴金先生在成都的祠堂街开明书店买了一幅丰子恺的漫画,送给自己的堂弟。巴金说,这是“为了激发他的高尚情操”。

由此可见,子恺漫画的魅力和力量。“子恺漫画”问世至今已有90多年,时代在发展,但其魅力依然不减,常看常新。

艺术滋润的坎坷人生路

丰子恺先生去世已有40多年,但他的艺术光芒仍照耀着中国艺术世界。他的漫画、文学、音乐、译著等艺术贡献,一直温润着读者的心灵。

生活中的丰子恺,也有酸甜苦辣。他早年丧父,曾一度令家乡石门湾小镇感到风光的举人父亲,在他九岁时便去世了,留下七女两男和一个遗腹子,全靠丰子恺母亲含辛茹苦抚养。

丰子恺13岁时,仅四岁的弟弟丰蔚兰因病去世。1918年,丰子恺在杭州读书期间,求读于石门湾振华女校的大姐丰赢因病去世,年仅33岁。1920年,聪明绝顶且同在杭州读书的胞弟丰浚,中学会考获全省第一,可惜天妒英才,竟在同年死于肺病。这连番而来的家庭变故,让年轻的丰子恺不堪回首!他的母亲经历了丈夫、长女、两个儿子的离世,心力交瘁!

1930年正月初五,丰子恺的母亲去世。至孝的丰子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更无法排遣对饱经忧伤的母亲的感念,时年33岁的丰子恺服丧以后开始蓄须明志,以怀念至爱的母亲。

当时的丰子恺经济拮据,甚至连葬母的费用都没有,只得向大江书铺汪馥泉写求助信:

不得不函请吾兄鼎力相助,如蒙劳驾代为支付北新所允付之款,以济急用,感谢不尽。

一个几已名冠天下的艺术家,生活拮据到借钱的程度,这是看到他那充满生活情趣的漫画的读者,无论如何想象不到的。其实,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丰子恺逃难,拖儿带女,风餐露宿,担惊受怕,仅40岁出头就须发皆白!

1945年抗战胜利,丰子恺画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漫画,反映抗战胜利时自己的心情。然而,许多人很快返回原籍,唯独艺术大家丰子恺因无钱无权,全家困在重庆,眼巴巴地望着东边的故乡。他的漫画《稚子牵衣问,归家何太迟。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就是反映这种等待。

直到一年之后,丰子恺才边开画展,边筹钱,一家人走走停停,回到了上海。本想回故乡石门湾找个栖身之处,但是,“昔日欢宴处,树高已三丈”,记忆中充满欢声笑语的缘缘堂,早已成了废墟。丰子恺只好再回上海,用卖画的钱去杭州租屋暂住。可见,丰子恺的生活里,酸甜苦辣和普通人一样,只是艺术大师的勤奋和天才,造就了丰子恺辉煌的艺术世界。

叶圣陶先生七律诗《怀念子恺》言“潇洒风神永忆渠”。时逢丰子恺先生诞生120周年,作为读者和丰先生的同乡晚辈,笔者以崇敬的心情随想一二,以纪念和感谢丰子恺先生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