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晨先生是自身在《文化艺术报》专门的学业中间的CEO,的影视平反

发布时间:2019-11-23 16:4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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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陈丹晨米寿,刘锡诚建议我写篇小文以示庆贺,对此我有点犹豫:一来年事已高,水平有限,而且搁笔多年笔头已经生疏,对为文缺乏自信,可于丹晨又有种动笔的冲动,有话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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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丹晨相识已经不知不觉40余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始终友好相处。我们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文艺报》复刊后相继调入的。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中等身材,白皙的脸上佩戴着一副时髦的黑边近视镜,穿着整洁,风度儒雅,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一介书生模样。

刘昆作品

当年《文艺报》正处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各方面条件都较差,上上下下挤在礼士胡同129号一间大房间里办公,编辑人员也就十来个。丹晨负责理论,锡诚掌管文学,有时也涉足艺术方面的工作。物质条件的简陋,却挡不住大家炽热的心绪,一种思想被禁锢多年忽然获得自由解放的畅快油然而生。两位主编中罗荪坐班,冯牧不时带来令人振奋的消息,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等。虽然并非来自于最高领导,而且内部存在较大分歧,但报社仍不惧压力闻风而动。记得1978年秋,文艺界还乍暖还寒,“左”的思想仍禁锢着人们,被“四人帮”定为“毒草”的50多部影片,还在文化部电影局一一审查。对此情况大家非常不解,粉碎“四人帮”已经将近两年,为什么江青定为“毒草”的大批作品至今不予平反解禁?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东风,经编辑部研究讨论、领导拍板,一致决定立即举办电影创作座谈会。这是复刊后不足一月首次召开的大型活动,大家几乎倾巢出动。冯牧同志主持会议,时任编辑部主任谢永旺、陈丹晨、刘锡诚、阎纲、吴泰昌等均参与其中。到会的有陈荒煤、张骏祥、袁文殊、丁峤、张瑞芳、于蓝、陈播、严寄洲、黄宗江、陈登科、鲁彦周等。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揭批“四人帮”摧残电影事业的种种罪行,疾呼创作人员要解放思想,冲破“四人帮”设置的所有禁区及一切非法禁令,加快被封存影片的政策落实,使文艺界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伐更快一些,创作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此次活动大快人心, 一举推倒“四人帮”强加给电影的一切罪名,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影片平反,促使电影审查小组自动解体。它几乎震撼了整个文艺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会后有人笑称:这回我们来了个自己解放自己。此后《文艺报》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类似的活动,如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伤痕文学、现代派、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等等,并力挺了一批有争议甚至有的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的文学影剧作品《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乔厂长上任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班主任》……当时的《文艺报》就像是风向标引领文艺潮流朝着改革开放的方向迈进!丹晨则是推动大潮的重要助力,从艰辛复刊伊始至刊改报,他所在的这十几年,有些重要活动亦为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有的拨乱反正的文章也出自他的手笔。

陈丹晨先生是我在《文艺报》工作期间的领导,长我10岁,应该说他是我的前辈、师长,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而视我为朋友。我的老友可谓多矣,但在治学上对我帮助最大的当推他了,故我以良师益友视之,以丹晨兄称之。

随着形势的发展、队伍的壮大、机构的健全、办公地点的更新,《文艺报》的分工更细,成立了新闻部、理论部、文学部、艺术部、行政办公室。我在艺术部,丹晨已提升为副主编、主管理论部。他酷爱艺术,特别是大众化并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电影,他常观影并参加电影界举办的影片座谈。他写过不少影评,我所看到的就有《人生》《牧马人》《寒夜》《花园街5号》等。在一篇《亲近的、生动的农村生活写照》文中所论述的影片就有《咱们的牛百岁》《乡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不该发生的故事》等十几部。他对影片的分析,彰显他的价值观、美学观,我从中颇受教益。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文艺报社的,当时《文艺报》复刊不久,首先要搭建领导班子,新建的班子,除冯牧、谢永旺、吴泰昌、阎纲诸位是老《文艺报》的人外,陈丹晨及编辑部的中青年编辑,全都是从各单位调入的,彼此不熟悉,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丹晨平易近人,知人善任,热衷发现培养、扶持一代新人。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以及中国作协的领导下,当年的理论部在倡导锐意改革创新,反对僵化保守,以及有关一些重大文艺理论问题时均旗帜鲜明,在文艺理论战线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理论部这批学子当今已成为活跃在文艺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分别在不同岗位任要职。这虽源于他们自身的努力,但丹晨也是功不可没。丹晨离休后,他们尽管工作繁忙,仍与他保持联系,有时还从远道赶来探望他们的老领导。可以说在《文艺报》共同度过的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是至今令人十分难忘的美好时光。

我最初分在新闻部,后转到副刊部,正归陈丹晨副主编分管,也许是半个宁波同乡的缘故,我与丹晨兄一见如故。记得我最初写的杂文《闲话唐玄宗》《浮士德的悲剧》,都是先请他过目指正,并由他引荐给上海《文汇月刊》主编梅朵先生的,后梅朵先生在京城见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原来这么年轻,还以为是位老先生呢!”说我年轻,实过不惑,并不年轻了,也许文章写得有点老气横秋,故有老先生之感。这两篇杂文,连同《张嘉贞缘何不营家产》一文,均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杂文精选集,居然选了我三篇,前辈严秀先生真是太抬举我了。由此而论,丹晨、梅朵、严秀都于我有知遇之恩。

丹晨勤奋多产,出版发表了不少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佳作。光我所读到的就有《外面的月亮》《自然而然》《水流何处》《网外访谈》《明我长相忆》《风雨微尘》《巴金评传》《巴金全传》等。原以为搞理论的人善逻辑思维比较理性,作品也不易感人,可丹晨打破了我的认知。他是个理论家,却具诗人情怀,就是理论文章也不乏诗歌散文式的抒情潇洒笔墨,没有空洞的概念和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高谈阔论,而是有情有理情理交融、鞭辟入理、深入浅出,道出人们想表达却不知如何表达的内心感受,如同和朋友细心恳切地倾谈他的真知灼见,令人茅塞顿开,倍感亲切引发共鸣。他的作品好读耐读,60多万字的《巴金全传》,我只用3天时间便一口气拜读完。一个终其一生满腔热忱追梦、从荆棘中奋斗过来的不幸又幸运的巴老,一个才华横溢、求真务实、天性善良、严于剖析自己的巴老栩栩如生呈现在眼前,令人敬重,令人感怀。而且如同看电影或小说一般感受到愉悦和满足。

我与丹晨兄在文艺报社共事约10年,90年代初,他和主编谢永旺都调离报社,一别近10年。再见面时,他告诉我,近10年来他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多次访问学者,除了讲学、写作外,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巴金资料、写作巴金传记。我知道丹晨兄是研究巴金的专家,长期致力于写作“巴金评传”、“巴金传记”,与巴老有40年的交往,也是巴老信得过的一位挚友。他真心拥戴巴老的“讲真话”精神,身体力行,传承发扬。

丹晨写作领域广泛,除理论文章外还涉足散文、纪实文学、影视评论等等。不论哪种文体均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空话、套话、大话、假话,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言。他为人或为文不盲从,均以学人的睿智和胆识,勇于正视现实、独立思考、直面人生,是非真假、美丑善恶均泾渭分明。他抨击时弊笔锋犀利,毫不留情。对社会上种种恶习常怀忧愤痛及而言;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不惜笔墨予以讴歌;对人民生活中的苦难和不幸,尤其是对那些经历斗争的知识界的精英深表同情。在《水流何处》的散文集里,对巴金、茅盾、荒煤、钟惦棐、胡风、王瑶等的书写,那种挚爱之心跃然纸上。如同李辉读《风雨微尘》所感言:“他传承巴金说真话的精神,坦诚直言。用诸多短章,留存文坛风云碎片,细微体察历史过来之人的无奈、艰难与纷繁心绪。”这种良知与善意不仅体现于写人也包括小动物。在《沙尘与野鸭》一篇小文中,描述在冰封寒冷的冬天里,栖息在公园里的几只小野鸭突遭狂风走石袭击,他深为其命运担忧之心境。那隽永的笔触,珍爱动物的仁爱情怀让人感到温馨和暖意。作为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用作品寄托着影响人们精神的善意真情,警示人们要珍惜人的生命,保护人生存的权利:爱护人,善待人,尊重人。他曾在文中谈到:“要用美和善良的人情和理性之光燃烧人生的道路。”这种思想理念在《风雨微尘》“美和死亡”一文中表述得更为明晰。他借用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吟唱的一首小诗“我为美而死”与“为真而死是一回事”抒发真情。他列举文艺界冯雪峰、邵荃麟、聂绀弩、傅雷、言慧珠等为真理斗争而致死的一串名人后说到:“他们都是那么痴情于理想和美,孜孜以求直到迎来死亡,警策我去爱美,追求美,一定不要和庸俗、丑恶、卑劣、暴虐妥协。”这正是他的为人品德和独立人格。

我是巴金的“粉丝”

我常为他扬善惩恶的执著精神所感动,也为其担心。有人可能会误以为他不安份,其实,他是一片丹心,钟情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爱之深痛之切,正因为忧国忧民,他才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爱憎分明,仗义执言,抑扬褒贬。

谈起巴老,青少年时代,我曾经是巴金的“粉丝”,还是“铁杆粉丝”。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上海和平中学求学,校内藏书不多,于是到离家较近的江苏路图书馆借阅图书。这是一家区级图书馆,三层楼房,馆内藏书较丰,尤其是现代文学,诸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的小说应有尽有。我对巴金小说情有独钟,曾借阅了一二十部小说,几乎把馆内的巴金小说借阅一遍。当年的图书管理员见我痴迷于读书,有一次笑着问我近视多少度,我漫不经心地回道大约1000度。他劝道,要保护眼睛哦。我笑了一笑,但未听进他的善意劝告,致使近视度数越加发展,成了“瓶子底”。回想当年如痴如醉地阅读巴金小说,主要是被小说中的男女主角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平等、博爱而不屈不挠地与封建礼教、专制独裁作斗争吸引,当然也是朦朦胧胧、似懂非懂的青春期的一种叛逆反映。毕竟当年还是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学生。我曾经把这段痴迷于“读巴”的经历,与丹晨兄交谈过,他听了若有所思地回道:“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大多数巴金小说的爱好者,都有这种经历。”无独有偶,丹晨兄“读巴”经历与我竟然如此相似,诚如他在《明我长相忆》一书的“我的记忆”一章中写道:“那时,在我家附近,有一所图书馆,是黄炎培先生主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下的,设在浦东大楼最高层。图书馆规模虽然不大,但比较健全,藏书较丰,够我这个中学生看的了。一个月交两角钱租金,每次可借两本书。几年以后,这个图书馆的文学书,我大致上都借阅过一遍。”“对于我来说,巴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位启蒙老师。我是从他那里最早懂得了爱,懂得了爱人类,懂得了人生的目标应该使人变得善良些,对别人有用些,是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也许,巴金的作品对中学生更有吸引力些。因为热情洋溢,宣泄苦闷,渴望到更广阔的世界去自由翱翔,正符合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心怀。”

丹晨离休后仍笔耕不辍,不时有新作问世。他是位名人也是忙人,可他却忙里偷闲助人。2014年,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选集《童心说》,我找人写序立即想到了丹晨,可又有所顾忌,写千字文要阅读30多万字的书稿,他能应允吗?出乎意料的是一个电话打过去,他便认可而且很快交稿:《文椿的童心》。文章文笔质朴简洁、感情真挚,亦给我不少的勉励,有些事我都已经淡忘了,可他还清晰记得。比如谢晋为感谢《文艺报》在《天云山传奇》受重压时给予的鼎力相助特地跑来致谢的情景。他是一位真性情之人,为人正直、坦率、热情、以诚待人,和他相处这些年我获益匪浅,他是我十分珍惜的良师益友。

丹晨两访巴老

在丹晨88岁华诞之际,以此小文表达我的敬慕之情并为其祝贺:祝福他吉祥如意、健康长寿!

平心而论,我作为一个热爱巴金的读者,只是走进了图书馆,粗粗地阅读了他10多部小说,浅尝辄止。而丹晨兄则大不相同,他登堂入室,真正走进了“巴金书库”,他不仅读书,而且不断地走近巴老,与巴老有了较多的接触交往,从而加深了对巴老的了解,聚沙成塔,变成了研究巴老的专家学者。1963年2月4日,他以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的名义,由崇敬巴老的一位青少年读者,变成《中国文学》的青年编辑,首次从北京南下,来到巴老家中,进行了多次拜访。第一次谈创作,谈《灭亡》《家》《春》《秋》;第二次谈巴老的生平、家庭及日常生活,还参观了巴老的寓所。当巴老领着他参观时,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家庭。“使人吃惊的是到处都是书,连客厅、过厅、走廊、改造过的卫生间,都放满了书。中外古今的书籍都有。外文书中又有英、法、俄、德、意、日、世界语……更不必说那间虽说宽大却又被书挤得只剩一些很小隙缝的书房了,似乎一举手、一投足都可能碰翻那些堆在地上的书堆。一排精装的绿色封面的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也陈列在书柜里。巴老大概发现了我的局促,就招呼我到草坪去走走”。丹晨兄真幸运,初访巴老家,就目睹了真正意义上的“巴金书库”,还得到了巴老的签名赠书。这次访问,对丹晨兄以后写作“巴金评传”“巴金传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仿佛冥冥之中,老天爷注定了要他来完成这个使命。这确是他走近巴老带有决定性的第一步。

作为一位写巴金的传记作家,丹晨兄是以他的真诚、正直赢得了巴老的信任。“文革”期间,丹晨身在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也遭到了诸多骚扰冲击。尽管他只是杂志社的一名中层干部,因为他不参加“造反派”,而被“造反派”扣上“保皇派”和“修正主义黑苗子”、“文艺黑线黑干将”等政治帽子,最后又一起下放劳动,名为走“五七道路”,实为“劳动改造”,剥夺人身言论自由。他由自身的遭遇,联想起巴老在上海的处境。上海是“文革”一月“红色风暴”的策源地,也是“四人帮”的大本营,而巴老正是上海文艺界最早被打倒的“黑老k”,是“众目睽睽”的人物。有关批斗巴金的传闻、大字报、小字报及油印小报纷至沓来,由外地传到京城,传到丹晨的手里,丹晨不可能看不到,心里也不可能不担忧。

3年后,丹晨从干校回到《中国文学》杂志社。1973年7月,丹晨得到了一次上海去出差采访的机会,获悉巴老已回家,仍住在武康路原来寓所。他想马上去探视,又怕“上海帮”爪牙耳目众多,大白天去拜访会引出麻烦,于是选了一个晚上,来到巴老家叩门。开门的是巴老的九妹,九姑问清情况后,告知巴老与家人去看电影了,他另约了隔天晚上再来。

第二天晚上,丹晨如约前来,终于见到了巴老。10年不见,巴老老了,鬓发苍白,满脸皱纹。他带着迷茫的神情从房间里走出来,却一下子认出了丹晨。他们在过厅的饭桌两边,面对面坐下聊了起来。丹晨首先向他问候,又说北京好多朋友都很想念他牵挂他。巴老谢谢大家的关心,说到自己的情况,只是说“还好、还好”。后又告诉丹晨,两星期前,工宣队找他谈话,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丹晨问道:“这个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什么意思?是指您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人民内部,还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巴老听了,有点为难,有点结巴:“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这么说的,也没有别的解释。”

这次夜访,是在“文革”特殊时期,是在巴老尚未解放,头上的“帽子”尚在造反派手中捏着的情况下进行的。巴老心有余悸,谈话十分谨慎,所以交谈时间不长。但是,对巴老来说,丹晨能在“文革”黑云密布之际,在他的“门前冷落车马稀”,人人躲着他,惟恐躲之而不及的危难岁月中,敢于冒险上门拜访探望,并把京城友人的牵挂思念带给了他,使巴老内心得到慰藉,从而对丹晨产生了好感。尤其是他事后获知,丹晨回到京城,把巴老的近况转告京中友人,卸下了友人对他的多年思念,更是令他感念。诚如巴老后来在致友人唐弢信中所写:“还有一位陈丹晨同志到上海出差,居然找到我的家里,他也讲起你对我的关心。这些都叫我感动……”从这封信中,可看出巴老对当年丹晨的夜访,是既惊又喜,后又由感动转为信任。

10年前后的两次访问,促成了巴老对丹晨的信任。正是巴老的这种信任,转化为丹晨不避艰难、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数易其稿不断撰写《巴金评传》《巴金的梦》《巴金全传》的动力和助力。至于40年来,丹晨兄如何一步一步走近巴老的,今年初,三联书店出版的《明我长相忆》一书中都有了较清晰的交代,恕我不再赘述了。

丹晨兄是位仁人君子,是位不虚饰、不遮掩的性情中人。诚如他的老友邵燕祥所说:“丹晨其人,好学深思,待人以诚,明敏又温润”。我与他相交多年,深受教益。每有所作,常向他请教,他不厌其烦,认真批阅,连错别字也不放过,还不吝赐文点评剖析。在《新民晚报》上,他主动撰文《张大千的情和理》,评论我编著的《张大千家书》。友有益友、挚友、畏友之别,丹晨兄不仅是我的益友、挚友,而且还是位肯直言批评的畏友。从他身上,我体察到了巴老真诚的待友之道,也看到了丹晨兄身体力行承继巴老“讲真话”、办实事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