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春正是编写,《中中原人民共和国新诗编年史》是现代新诗研讨最有份量的学问成就

发布时间:2019-11-23 16:47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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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春去了四川大学,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他在社科院文学所上班的时候,我们见面是寻常事。最经常的是他来我这里取诗歌有关的材料,我的收集,朋友的惠赠,包括家藏的珍本,油印本、手稿、手抄本,照片及其他与诗有关的文献,他都喜欢。数十年如一日,有约或不约,来了就动手翻检、捆扎,乐此不疲。早先交通不便,彼此间来往多半是自行车。福春爱书心切,不问冬夏,无关风雨,一辆自行车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浑身湿透,扬手而去,这是他让人感动的经典瞬间。除了搬书,我们也谈学术,诗歌创作动态,诗人轶事,他善谈,幽默,人称“快乐王子”。他还借此机会帮我处理复杂的电脑事务。数十年交往,遂成莫逆之交。自他去了川大,这种快乐的聚会就少了,挚友远离,有点落寞。昌平这边少了他的身影,我生活中快乐也少了许多。我戏言,人称“乐不思蜀”,你可好,你是“乐不离蜀”。他笑笑。

老诗人郑敏在贺词中说,中国新诗虽然诞生近百年,但还没有一部新诗“编年史”向世界介绍它的发展经过。这本书打开一个世界研究中国新诗的新局面,十分可喜。

刘福春的编制在社科院文学所,他的专业是现代文学。早年写诗的他,逐渐养成了收集诗集的爱好,由收集而研究,他终于成就了新诗的版本专家,而且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新诗版本学理论。福春收藏极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居室紧窄,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被日益增多的诗集“霸占”,阳台上下,卧床周边,包括餐桌,过道,都塞满了诗集和文件,几无容身之地。夫人徐丽松,全力支持他的事业,成了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无私的助手,小徐不仅贡献了本就不宽广的居室,而且贡献了全部的心力。其情景极为动人,我感动之余,称她为“伟大的女性”。

“刘福春的这本书是中国新诗史研究最重大的一个成果”,“他是以一人之力,造百年之功”,“资料最丰富,史料最翔实,判断最中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发布会上,文学评论家谢冕丝毫不吝赞美之词,高度评价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福春撰写的这部近300万字的巨着。

那一年,杜甫在成都写了一首《春夜喜雨》。有句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个“重”两读,不论何音,都与雨中之花有关。李怡引刘福春到了成都,这城市的学术顿时生动起来,锦官城里的花也开的更加茂盛喜人了。

众多友人回忆,刘福春当年在社科院搞新诗资料搜集整理,几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这些“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辛勤付出,却得不到一些人的理解、肯定,还遭到贬抑,说他“就是个搞资料的”,刘福春哈哈一乐:“我虽然没论文,但我有学问!”

由于经年不懈的努力,业界开始注意刘福春的独特成就,而且公认刘福春的史料权威的地位。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刘福春的工作没有得到承认。有一种成见是,史料的研究缺乏学术性。刘福春的职称评定,学术评估,培养研究生以及评奖等等,都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认定。他的著作的署名曾被“等”淹没,他不平,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竹寺。

诗歌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说,《中国新诗编年史》在资料的翔实和丰富上,到目前为止,是任何一部新诗史不可能超过的,刘福春几十年的积累都在里面,他所掌握的新诗资料,在全国绝对数一数二。

我和福春的友谊始于《诗探索》。80年代《诗探索》创刊,我任主编,却是个“光杆司令”。从创刊开始,刘福春就是编辑,说编辑好听些,其实就是“诗歌义工”,没有办公室,没有资金,也没有书号,当然这些编辑也没有报酬。从社科院到北大,贯穿一个北京城,来回都是“交通自理”——自行车。数十年如一日,为诗歌服务,他乐在其中。当然,充当这种“义工”的,还有新近去世的刘士杰,以及前后的《诗探索》同仁,包括主编在内,都是无偿劳动的。

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说,他永远忘不掉那一年刘福春的背影。

这一切,都是由于李怡对他的为人和学术的尊重和体认。可以说,要是没有李怡的远见卓识,以及非凡的魄力和坚定的行动,刘福春辉煌的学术生涯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在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我引用了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这句话,以表示对刘福春的祝贺,也是对李怡的赞赏。在我的心目中,李怡就是当代的韩荆州。李怡比刘福春年轻,论辈分应是后学,但是他有深远的学术视野,他是令人尊重的“韩荆州”。

《中国新诗编年史》按照时间顺序,将1918年到2000年期间在中国全境新诗所发生的事件,包括新诗运动、社团流派活动、诗人行迹、重要诗集的出版和诗作的发表,以及诗学理论、新诗批评的言论集萃,都纳入了一个逻辑系统中,逐年逐月逐日作了仔细钩沉辑录,以编年纪实的形式,呈现了近百年来中国新诗创作与理论从发生萌芽,经过作品多样与流派纷呈、诗人的丰富探索和多彩创造,到诗歌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逐渐走向成熟,走向多样,走向众声喧哗的繁荣图景;同时也描绘出中国新诗以多样的声音,由中国走向世界的足迹。文学评论家孙玉石认为,《中国新诗编年史》不仅为中国新诗历史研究提供了最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新诗百年历史书写的别一种类型和范式。

事情的转机是在面临退休的时刻。与他经常合作的李怡主事川大文新学院,盛情邀请他“移师”四川大学。刘福春为李怡的挚情所动,决心告别定居数十年的北京,举家西迁。十几吨的藏书,通过陆运浩浩荡荡地抵达成都。李怡为这位久被“埋没”的学者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住房、工作室、书库和教学、经费,更重要的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蕴深远的学术实力。刘福春开始空前的忙碌,研究,整理,讲课,带学生,参加学术会议。他开始了令人艳羡的学术的“第二春”。

谢冕说,刘福春的研究我是了解的,他是一个人默默地在做,在主导,在积累,他对史料的热爱近于痴,不管居住条件有多困难,经济力量多么有限,但是对史料的热爱非常令人感动。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健德说,“刘福春是在用生命写这本书”。

翻开这部编年史,常常会读到一些人的日记,如陈白尘干校日记、郭小川日记、张光年日记,可能有读者认为这跟诗有什么关系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所长李怡教授认为,这恰恰重现了中国新诗当时的“生态环境”,借助这种环境,可以还原百年新诗的一些细节。这体现了刘福春的独到眼光。

30多年的心血和冷板凳并没有让一位学者的孜孜以求付之东流——厚厚两大卷《中国新诗编年史》静立在会场中央,领受着与会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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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邵燕祥说,这部纪念碑式的厚重的出版物,以其功力昭示了一种可贵的治学精神、治学路径,那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句句有出处,字字有来历;为此着者付出三十年坐冷板凳,奔走搜求,日夜兼程的努力,这在一个相当时段新诗史以至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都是值得称道的。

老诗人牛汉说,《中国新诗编年史》是当代新诗研究最有分量的学术成就。

有学者评价,《中国新诗编年史》是关乎中国新诗世纪真相的基础性工作。它是中国新诗的成长日记,它存照了中国新诗初生时的蹒跚步履,也吟诵了它风华正茂时的壮美传奇。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灿烂星河中,它像一只滤镜,过滤掉岁月风尘,让钟情于诗歌的人们,看到风情万种的中国新诗,怎样从1918年,一路走来……

刘福春身居斗室,搜集的诗歌资料却汗牛充栋,让人无立锥之地,夫人徐丽松的腿还被砸伤过。他曾经的同事刘纳教授回忆说:“当时,我跟刘福春说:‘我去你家看看呗?’刘福春说:‘你进不去。’‘嫌我胖啊……’”众人大乐。

“大约是1994年,诗人杨炼回国,因房子问题,有一批诗歌资料要处理。我偷偷告诉福春。他就骑车大老远从劲松赶到国际关系学院,背着两个大麻袋走,那背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则笑言,这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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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坐冷板凳终有大成

谢冕说,新诗史的编写,最重要的是史家的眼光,他的判断,他的选择。举个例子,周作人的《小河》的出现,是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周作人写了很多诗,为什么这部编年史要选《小河》?此外,刘福春不仅把周作人为什么发表《小河》的序选进去,还举了胡适、朱自清、茅盾评论《小河》的例子。“对《小河》的判断,刘福春自己一句话都没有,但他把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体现出来了,而且他敢判断这是新诗发展的重要事件。”

吴思敬认为,在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中,刘福春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以论代史的现象,从材料出发,颠覆、解构了很多扭曲的文学理论和现象。正如孙玉石所言:回到历史才能真正认识历史。谢冕说,“文革”时期是中国新诗最衰落、最困难的时候。对历史了解简单的人认为这个时候没有诗,那诗在什么地方呢?诗是怎样变形的?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这部《中国新诗编年史》渐渐呈现出来了。

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记述最确实可信的中国新诗史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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